2010年6月5日-6日，上海复旦大学召开了名为《“生存性智慧”：知识与智慧的关系学术研讨会》的学术会议，本次会议由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及贵州大学长江学者团队共同主办，共有来自包括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科院、南京大学以及美国、加拿大等国大学在内的国内外高校40余名学者，上海音乐学院教授、上海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常务副主任萧梅教授及博士研究生高贺杰应邀参加本次研讨会。
在当下人文学界，已有部分学者越来越注意到因过渡沿用西方理论对对象进行解释所带来的某些弊端，而通过“生存性智慧”的探究，则有可能将我们的研究推至另外的深度与广度：回到从前、回到传统、回到日常的经验，去发现那些被已有知识体系遮蔽了的“智慧”。这也是本次研讨会的学术召集人之一
邓正来教授所指出的：以往建立在“知识导向”基础上的部分研究，预设了人类社会与自然都是由知识建构而成的，因而也必定是可以通过知识而被认识和解释；但这种研究预设却忽视了人类社会-自然的生存性本能与由其生成的“生存性智慧”（living wisdom）的揭示和解释，此即本次大会提出“生存性智慧”的讨论主题。 在这次会议中，参会学者就上述会议主旨，分别从“生存性智慧面面观”、“生存性智慧的理解与阐释”、“默会知识与多元共生”、“现代与普世关照下的生存性智慧”等几个议题展开讨论。身临本次研讨会，笔者有以下几点体会，亦不妨可作为对本次研讨会若干特色的总结。
其一：宏观而具体的研究视域 本次会议中带给笔者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在整个“大”人类学界中，很多学者的研究往往具有“胸怀天下”的宏观视域。例如，来自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所的
彭文斌教授指出，在人类学的角度下，生存智慧与Arif Dirlik 近年来提出与全球化及现代性相对的“critical localism” (批评性地方主义)有着“认识论上的纠葛与关系，与非主流传统知识、边缘群体的宇宙观，乃至人类学的知识框架和道德感都有着相应的联系”；而从形态方面，“生存智慧是一种文化多元主义（multiculturalism）的表述形式， 但其基点则是对系列现代性观念的反动——如沃尔夫（Eric Wolf）所批评的社会学科的疆界与专业知识的细化所导致的对人的社会关系和自然界认知场景与进程的分割、土著世界观与生活、生产和社会关系在科学认知体系中所谓的未‘脱魅’（disenchantment）状态，以及哲学层面中的实用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滥觞。”青年学者吴冠军则结合先秦儒家、道家与当代拉康主义精神分析思想展开对 “生存性智慧”的解读。此外，更有学者指出，“中国近三十年的学术发展，学术内部的推动力，一部分来自于‘人类学’的推动，而在人类学的视角切入对“生存性智慧”的研究中，则有可能进行“对既有研究的制度导向以及科学主义倾向所不同的对实践和生活世界中广泛存在的对生存性智慧的探求，从而补充或更新对‘中国发展经验’或‘中国模式’的研究。”这种将学术与对整个国家“发展模式”讨论相联系的研究态度，给长期身处音乐学院、习惯于面对具体（甚至是“微观”的）问题展开分析研究的笔者带来不小的震撼。
其二、脉络清晰、功底扎实 本次研讨会带给笔者的另一个深刻印象是，学者们无论是就个人的论题所进行的观点表达，还是在自由讨论中面对共同关心的问题而对各自的观点进行的阐发，在征引其他学者的理论、观点，以及运用相关数据、史实的时候，往往能够扣问题的核心与实质，没有丝毫含糊与演绎。特别是当出现一些即兴的辩论时，各方都犹如握卷在手，对答如流、清晰准确。的确，只有建立在对自身学术脉络以及对本学科理论及定位等问题极为明晰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出现如此令人信服的讨论。
本次研讨会中，来自上海音乐学院师生的会议发言亦引起大家极大的兴趣。
萧梅教授在《“阴安阳乐”——巫眼•巫乐•巫路中的宇宙观》的发言中，首先对广西壮族社会中一类具有附体能力的女性执仪者me214 mot31（魔婆）与生理上为男性的执仪者mot-da(道公)，就其社会性别区分、执仪特点等方面进行了介绍。之后，对“知识导向”下关于引发迷幻机制的研究进行了反思，并详细呈示了仪式过程中（巫路）以“声音”为结构“人-魂-神”之间的关系图示。最后她指出，就执仪人信仰世界的宇宙观来说，“有形世界”与“无形世界”之间往往存在着互证互补的结构关系，而此中以执仪者的声音，即信仰中宇宙观的“现声”，这种在当地百姓中流传的“阴安阳乐”的俗语，亦是对一种生存性智慧的生动写照。
高贺杰的发言《森林的智慧》，以其长期关注的东北鄂伦春族歌唱为对象。他指出，在对少数民族音乐文化进行研究的时候，民族语言中除了以往的语义转译之外，语音本身往往也携带大量的文化信息。以属通古斯语的鄂伦春语为例，其有语音而没有语调的语言特点，正是理解其歌唱中语言的运用、安置以及整个歌唱活动生成的关键。
需要补充的是，虽然本次学术会议有着明确的议题——“生存性智慧”，但在整个讨论中，亦不乏有学者对此问题提出自己的反思，这或许也恰符合了人类学的某些品质。其实，从人类学诞生起，就成为消解文化普遍主义的有力工具。特别是其中“田野工作”的基础性研究，意味着其有可能对某些习以为常的观念进行颠覆、并产生创造性解释。因此，当学者们提出“对‘生存性智慧’的讨论本身是否亦是一种‘知识导向’性的研究?”以及对其的讨论是否亦是一种“学科性的、经验性的、理论性的研究方式?”等带有悖论意味的疑问时，则不失为对“生存性智慧”更深层的追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