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期
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上海音乐学院“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编 2009年11月25日
目 录
【中心工作】
曹本冶">曹本冶教授论著荣获首届“徐小平基金音乐学学术论文”奖（2009年6月23日）
“中心”申报的《仪式音乐的地域性与跨地域性、传统与变迁的个案与比较研究》课题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课题（2009年6月29日）
“中心”成员赴南非参加ICTM第40届年会（2009年7月1日）
刘红">刘红教授赴陕西三道教宫观作田野考察（2009年7月13日-31日）
萧梅">萧梅教授赴广西进行田野考察（2009年8月14日-26日）
萧梅教授赴广西艺术学院音乐研究所举办学术讲座（2009年8月25日）
“中心”完成数据库、研究室扩建及装修工作（2009年9月1日）
“中心”召开09年度第三次工作会议（2009年10月12日）
“中国本土文化与仪式音乐国际研讨会”在武汉成功举办（2009年10月23-25日）
“中心”举办第二届“大音讲堂”· Stephen Wild教授讲座（2009年10月30日）
“中心”举办第二届“大音讲堂”· 李友梅教授讲座（2009年10月30日）
“中心”举办第二届“大音讲堂”· 圆桌讨论（2009年10月31日）
“中心”举办“蓬瀛道教音乐研究基金”奖/助学金发放仪式（2009年10月31日）
萧梅、薛艺兵、杨民康">杨民康教授出任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人类学讲习班”主讲专家（2009年11月2日-4日）
“中心”博士后董波通过进站开题（2009年11月11日）
“中心”召开09年度第四次工作会议（2009年11月11日）
“中心”协办“第九届道教音乐汇演” 刘红教授获颁“特殊贡献奖”（2009年11月14日）
“中心”访问学者吕梅丝教授举办学术讲座（2009年11月17日）
《大音》（第二集）学刊目录
【项目报告】
“中心”08年度部分科研课题结题通告
“中心”09年度增补课题立项通告
“中心”部分在研课题进展汇总
【中心工作】
·曹本冶教授论著荣获首届“徐小平基金音乐学学术论文”奖（2009年6月23日）
在2009年6月23于中央音乐学院举行的首届“徐小平基金音乐学学术论文评奖”中，“中心”主任曹本冶教授的论文《思想～行为：仪式中音声的研究》（《音乐艺术》2006年第3期）荣获“民族音乐学”类论文二等奖。 “徐小平基金音乐学学术论文评奖”是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设立的全国性音乐学学术论著评选奖项。该奖项向曹本冶教授颁发了荣誉证书及奖金。
·“中心”申报的《仪式音乐的地域性与跨地域性、传统与变迁的个案与比较研究》课题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课题（2009年6月29日）
由“中心”申报的全国艺术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课题《仪式音乐的地域性与跨地域性、传统与变迁的个案与比较研究》（2009.2-2011.12，项目负责人：萧梅）日前获得有关部门审批并正式立项，成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课题。
作为此次全国通过评审的唯一一项音乐类课题，“中心”的成功申报体现了课题主管部门对“中心”开展研究的重视与肯定。同时，此次课题通过评审，对“中心”已开展的课题研究的整合以及“中心”今后的发展建设，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中心成员赴南非参加ICTM第40届年会（2009年7月1日）
2009年7月1日-8日，“中心”常务副主任萧梅、科研秘书高贺杰，作为正式参会代表赴南非德班参加ICTM第40届年会（上音共7名师生参加）。
在这次大会的专场发言中，萧梅教授以《身体•性别•世界观—以广西壮族me mot为例》为题，系统深入的对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壮族南部方言区中的德保、靖西土语区中巫、道两大系统的执仪者进行了研究。她首先介绍了在巫系统中不同性别执仪者所具有的各自特征及相互联系，进而提出 “为什么这种具有附体能力的执仪者不论其生理上的性别是男或是
女，都必须以女性的面目出现？反之，在当地壮族社会中，与mot信仰同时存在的道教执仪者“道公”，却只能是男性?”基于不同执仪者的性别认同，反映出肉体之躯外，还存在着社会的和文化的身体的观点，对不同的身体认同（以女性为特征的mot和以男性为主宰的“道”）在当地人的信仰认知中各具有怎样的地位、在mot的信仰仪式中，附体（上身）的行为方式与被认同的女性身体之间的联系、女性的mot和男性的“道公”在执仪过程中的身体运用以及相关的歌唱方式之差异等诸多问题进行了探讨。此外，中心学术秘书、课题研究员上音博士研究生高贺杰也以《从“创作”到“传统”——歌曲<高高的兴安岭>研究》为题进行了宣读。
会议期间，萧梅教授还就中心即将举行的大音讲堂与ICTM现任秘书长S•Wild教授进行了沟通，并将“中心”情况向国际同仁进行宣传与介绍，并就“中心” 加入ICTM团体会员事宜与ICTM执行助理Lee Anne Proberts进行确认。
·刘红教授赴陕西三道教宫观作田野考察（2009年7月13日-31日）
暑假期间，刘红教授赴陕西三道教宫观作了为期半月的田野考察，此前，刘红教授曾多次考察、参访过西安八仙宫和周至楼观台，此次考察，是带着“中心”课题（“中国道教音乐大系：三秦道教音乐——西安八仙宫、楼观台、佳县白云山的个案研究”）与课题合作者西安音乐学院的夏滟洲">夏滟洲教授一同进行的。考察期间，刘红教授还应八仙宫管委会主任胡诚林道长的邀请，在八仙宫做了题为“我从道外看道内人及道观文化”的讲座。
·萧梅教授赴广西进行田野考察（2009年8月14日-26日）
2009年8月14日-26日，萧梅教授在广西宁明、百色、田林等地区，对壮族民间仪式音乐进行田野考察。
·萧梅教授赴广西艺术学院音乐研究所举办学术讲座（2009年8月25日）
2009年8月25日，萧梅教授于广西进行田野考察期间，应邀在广西艺术学院音乐研究所举办了一场学术讲座，讲座题目为《从ICTM第40届世界大会主题谈传统音乐与当代社会》。
·“中心”完成数据库、研究室扩建及装修工作（2009年9月1日）
在上级有关部门及上海音乐学院领导的关心与大力支持下，“中心”于2009年新学年开学之际，顺利完成了对究用房及数据库用房的扩建及装修工作。其中数据库用房为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以及上音音乐研究所的数据中心合作成立“数据中心”用房，房址为图书电教大楼612室，面积约为35平方米。“中心”研究用房位于图书电教大楼607室，面积约40平方米。
·“中心”召开09年第三次工作会议（2009年10月14日）
2009年10月14日下午，“中心”于上音图书电教楼623教教室举行了2009年第三次工作会议会议。本次会议由“中心”主任曹本冶教授主持，参会人员为“中心”常务副主任萧梅、数据中心副主任刘红教授及中心科研秘书高贺杰、行政秘书陈黛莹。
会议首先通过了09年第二次《会议记录》，并由曹本冶教授就“中心”成员赴南非参加ICTM国际研讨会、《大音（第一期）》出版等中心事务进行了通报。之后， “中心”成员还就课题进度管理、与华中师范大学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博士后进站与接收访问学者、《大音》学刊今后的稿约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对“中心”下一阶段的主要工作尽心给了详细部署与安排。
·“中国本土文化与仪式音乐国际研讨会”成功举办（2009年10月23-25日）
2009年10月23日至24日，由上海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音乐学院仪式音乐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中国传统音乐学会联合主办的“09中国本土文化与仪式音乐·桂子山民族音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举行，并取得圆满成功。
10月23日，研讨会在华中师范大学“桂苑宾馆”举行了开幕式。开幕式由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臧艺兵教授主持。华中师范大学副校长杨宗凯教授、上海音乐学院仪式音乐研究中心主任曹本冶教授分别致辞。臧艺兵教授致研讨会开幕词后，中国传统音乐学会会长乔建中教授作了“中国仪式音乐研究在不同时期的状况”的主题发言。发言中乔建中教授回顾了近半个世纪以来仪式音乐研究的历史、现状和前景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和希望。
应邀参加此次学术研讨会的代表约为60余位。美国纽约巴德学院吕梅斯（Mercedes Dujunco）教授、台湾台南艺术大学蔡宗德教授、中央音乐学院杨民康教授、上海音乐学院萧梅教授、上海音乐学院刘红教授、星海音乐学院周凯模">周凯模教授、武汉音乐学院郑荣达">郑荣达教授、周耘教授、孙凡教授、哈尔滨师范大学关杰、王锐教授、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臧艺兵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齐琨副研究员等参加了会议。
研讨会分为两个会场，议题主要围绕仪式音乐的研究而展开。研讨会的学术论文或从 “个案、音乐民族志”研究入手探讨仪式与音乐的关系、或对仪式音乐研究的理论性问题做出深刻的思考、或综合考量仪式音乐的各种事项而引出自己的见解。关于“个案、音乐民族志”的研究，如：萧梅教授《身体·性别·世界观——以广西壮族me mot为例》通过对广西壮族一类具有附体能力的“女性”执仪者的个案考察，探究在仪式音声个案中隐现的关于身体认同、女性角色以及性别的历史叙事等问题；美国纽约巴德学院吕梅斯（Mercedes Dujunco）教授对她在泰国和新加坡的潮州功德剧团中的“血盆”表演的研究做了详尽地陈述。台湾艺术大学民族音乐学研究所所长蔡宗德先生也宣讲了他关于印尼爪哇地区伊斯兰宗教医疗体系与宗教灵修唱诵的研究。
关于理论探讨的文章有：星海音乐学院的周楷模教授对曹本冶教授提出的“仪式中的音声”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做出了解读，从框架分析、概念释义以及方法学三方面阐释了曹本冶教授仪式音乐研究的理论方法。杨民康教授《论传统仪式音乐的“一维两阈”结构及其异文化释读》一文根据对云南地区民间音乐类型的实地考察研究，提出在人生礼仪的解读中存在着“一维两阈”的整体性描述和分析理论结构框架。上海音乐学院刘红教授《1957-2008：当代道教音乐研究之定量分析》通过对1957-1008年这一时期发表、出版的道教音乐的论文和著作作定量统计、分析，以探讨当代道教音乐的研究现状和今后的发展。
此外，来自各大专院校的民族音乐学的博士生、研究生也成为仪式音乐研究的生力军。他们都在会上讨论了自己的在不同地域所做的不同形式的仪式音乐研究的学术成果以及研究体会。
10月24日晚，曹本冶教授在“09中国本土文化与仪式音乐·桂子山民族音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闭幕式上做总结发言。曹老师用六点简明扼要地学术性地总结了这次会议的主题和感想：第一点：学科定位的问题。这次会议体现了民族音乐学以音乐为研究主体的学科定位。进一步说，虽然音乐与文化有密切的关系，但最终目的不是为了研究文化，而必须回到对音乐的理解。第二点：关于田野工作的感想。田野工作是要详尽地把事项全面的记录下来，但是音乐民族志则需要有所选择地记录与阐释——记录和阐释与音乐有关的内容。要分层次的描述和分析，以“点“到“面”的思维方式描述音乐在仪式中的展现。第三点：关于个案研究的问题。个案研究不是只研究一个个案，而是探究个案同整体的关系，这就好比“树”同“林”的关系。用这个比喻来说：要从林的理解来说树，见树说树还不够。第四点：理论的问题。仪式音乐研究要让事件的真相告诉你要用什么取向、什么方法、采取什么角度，而不需要盲目套用理论还解释事实。第五点：学者个性的问题。对年轻学者提出希望，希望他们在研究中扩展思维、创造个性。第六点：会议论文的篇幅问题。与会的学者需要提供一个有利于会议交流的精要的篇幅。
最后在热烈而温馨的气氛下，萧梅教授代表会议主办方对参会的老师和同学为仪式音乐研究做出的贡献、对筹办这次会议的华中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师生辛劳周密的组织安排表示谢意和诚挚的感谢。
· “中心”成功举办第二届“大音讲堂”· Stephen Wild教授讲座（2009年10月30日）
2009年10月30日-31日，由上海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音乐学院“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举办的第二届“大音讲堂”在上海音乐学院举行。“大音讲堂”作为“中心”的品牌学术活动，亦被纳入上海音乐学院2009首届“音乐学学术周”的活动项目之中。本届“大音讲堂”的与会者主要为韩锺恩教授、曹本冶教授、萧梅教授、吕梅斯（Mercedes Dujunco）教授、杨民康教授、刘红教授、洛秦教授、孟凡玉教授以及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姚艺君教授等多位学者，以及本校的硕博同学。作为本届大音讲堂的第一场学术讲座，国际传统音乐学会（ICTM）秘书长、澳大利亚著名学者Stephen Wild教授的讲座题目为《澳大利亚原住民的节庆与仪式》。
在讲座正式开始之前，主持人曹本冶教授首先代表“中心”向与会师生致开幕词：“大音讲堂的宗旨是，在民族音乐学之音乐学定位的前提下，就仪式中音声的研究为焦点，从音乐学为核心向其他相关辅助人文、社科学科扩展，以具立体层次的跨学科概念达取对音声的认知。”之后，S·Wild教授的讲座正式开始。他首先以一位加拿大学者发表于今年南非ICTM世界年会中的一篇文章作引子，谈到了这次讲座内容的源起。该篇论文的内容涉及于加拿大印第安人的本土庆典仪式。文章提及此庆典仪式中同时具有的传统以及新的、外来的元素，比如发自旅游经济考虑而生的一些活动内容。这让Wild教授联想到澳大利亚原住民的庆典仪式中，两者有一定程度的共性。但是，前者的庆典仪式活动中所含有的一些比赛内容，诸如最佳舞蹈、最佳表演等，在澳大利亚原住民的庆典仪式是没有的。澳大利亚的庆典仪式在吸引旅游观光的人潮的同时，也保留了一些基本的传统信仰元素。由此，讲座意图讨论已民俗化了的庆典仪式与传统信仰内涵的庆典仪式之间的关系。
接下来，S·Wild教授澳大利亚原住民的历史、信仰以及音乐文化等情况进行了概述。他指出，自己所讨论的原住民族群主要居住在澳大利亚内陆的两个主要的聚集地，他们保留了大部分的传统，其主要的音乐形式是歌唱。除了伴随着歌唱的少量器乐之外，并没有纯粹器乐的形式。更因其无书写的传统，歌词保留了许多他们的文化内涵。而歌曲的归属与拥有权在原住民社会中并不平等共享，同一首歌不是每个人都能演唱，有时只属于特定的人或是性别，因此原住民都将歌视为财产并加以保护。大部分的歌与信仰有关，而且被认为是“梦”所授。地域的分界，歌也随之不同，最大的不同之处表现在伴奏乐器的使用上。
接下来，S·Wild教授集中介绍了澳大利亚中部的原住民族群的一些重要仪式，他自1969年到1980年间每年都到该地区进行研究，且每年都会对其录音进行比较。原住民典型的仪式是人生礼仪，如成年礼与丧葬仪式。成年礼在中部较多；丧葬仪式则在北部较多。另一种典型的仪式则为矛盾和解的仪式，是用来解决族群内部或外部(与其他族群) 冲突的仪式。这个仪式被外界称为“火的仪式”，然而原住民并不是如此称呼这个仪式的。
然而当自己在2007年再度回到该地区时，矛盾和解的仪式已经没有。1969-1980年的非常流行的成年礼也逐渐消失。年长的原住民都担心传统无法在年轻的一代中传承。一位在学校任教学助理的原住民创立了一种结合传统与创新的仪式（当地人称之为“Milpiri”），把原住民传统舞蹈与Disco结合起来吸引年轻一代的参与，以延续传统。
S·Wild教授特别对“Milpiri”一词进行了解释，它来自原住民的 “梦”信仰中的一个故事，意思是热风的上升、与天上冷的风的相遇，以致下雨，是万物获得新的生命；也具有新旧互容的含义。“Milpiri”仪式不再仅仅是一个综合性仪式的展现，而且已经延伸出一个教育体制：在学校教育系统中传承原住民的传统。作为一个综合性的仪式而言，“Milpiri”是一个两年一次（一个晚上）的综合仪式展演。Wild教授播放了在他2005年拍摄的 “Milpiri”仪式。
最后他认为，澳大利亚原住民在庆典仪式中所呈现音乐舞蹈传统的演变过程原来基于对殖民者的土地侵略的反抗。1788年以后，庆典仪式元素的动因显示了由一个族群仪式到不同族群仪式综合化的变迁过程。正如刚才所播放的 “Milpiri”仪式，又是原住民对当今时代变迁的应变，一方面希望能够继承传统的因素，另一方面又融入了外来居民文化的因素。仪式具庆典、仪式信仰等因素，因此Wild教授将此仪式视为传统的再生。仪式里面的音乐舞蹈、视觉因素在传统仪式的再生中是重要的关键。从这个角度来看，澳大利亚原住民族群的文化表现将永远继续。
讲座之后，现场师生还就讲座中的一些问题与S·Wild教授进行了讨论和交流。
·“中心”成功举办第二届“大音讲堂”· 李友梅教授讲座（2009年10月30日）
作为本届“大音讲堂”的第二场，上海大学副校长、著名社会学家李友梅教授于2009年10月30日下午，在上音教学楼414教室为大家带来了《从“国家与社会”到“制度与生活”——理论研究》的学术讲座。
李友梅教授师从费孝通先生，曾留学法国，1994年毕业于法国巴黎政治研究院社会学专业，获博士学位。现任上海大学副校长、上海市高校社会学E-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社会学）兼职教授、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组织社会学客座研究员、上海市社区发展研究会副会长。她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组织社会学的理论及其决策分析，以及发达工业社会变迁中人类合作机制的创新等方面。主持人萧梅教授首先对李教授的到来表示欢迎，以李教授在这次讲座题目中主要涉及的西方社会学的“国家与社会”这一研究框架是不是能够直接移植到中国来研究中国，以及中国社会学界如何根据自己的社会现实和研究对象来建构学科本土化框架和分析工具这两个问题引入此次讲座。
李友梅教授以中国共产党十七届四中全会报告中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为例子，提出干部制度人事改革应该在什么框架下进行改革这样一个问题，并认为改革开放的前30年，如果说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接下来的后三十年社会体制的建设将会作为最重要的议程提出来。而社会体制的建设最根本的是社会生活的组织方式和社会福利渗透的方式，这和民生紧密结合，这一系列重要问题都需要很多的时间来做研究，很可惜中国社会学的队伍还没有成熟。20世纪90年代，当一批年轻社会学学者回国，他们掌握了很多西方社会学的概念工具和分析框架，怎么样把这些概念工具、分析框架以及理论恰当的用到中国的社会实践中去，其实是很难的。接着她用浦东新区开发中农民问题的例子，来说明社会家学面对实践里面已经有的很大变化，所用的经验和制度实际上已经过时了，当研究这些非常棘手的问题时，才发觉手里的工具不够，工具都是西方的，而这些西方的工具和分析范式直接用到中国的实践上的时候，其实在具体实践中是感觉困难的。
李教授指出， “国家和社会”这一概念，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自身经验里提炼出来的一个分析工具，可以说，目前中国的社会科学界能够拿得出的比较像样的范式就是国家与社会，怎么样从我们的社会经验中提炼出我们的概念工具？这是她试图要做的。而她提出的“制度与生活”这个范式只是开始，还需要好多代人的努力。
接下来李教授的发言主要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国家与社会”的分析范式，它到底是什么；第二部分是讲“制度与生活”作为替代性的研究范式；第三部分是说“制度与生活”视角下的中国社会变迁机制。
因“国家与社会”这个范式在中国社会的生活中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所以，社会学家希望能建构自己的分析工具，即提出了“制度与生活”的范式。有关此问题，李教授主要从三方面进行论述：
1、“制度与生活”试图关照的问题
“制度”具有几种特征：（1）制度是集体行动的结果，其具有超个体性；（2）制度是多样的，甚至可能是碎片化的和地方性的，即不同的制度背后有着不同的利益主体。（3）“制度“也是多层次的，最容易观察到的是形式层面的制度，而深层次的制度则是生活中不同主体相互影响、制约形成的相对稳定结构。从这个角度来看，制度本身就内在于日常生活之中，它被日常生活所反映，同时又制约社会生活。
李教授进一步指出，“生活”这个概念，可以从现象学、社会学角度来解释，即从与理性主义、本质主义相对立的角度来界定。“生活”既是非逻辑的，又有理性的因素，其既是地方性的，又是弥散的；既是韧性的，又是灵动的。同时，与理性主义的“社会”和“国家”概念的纯粹化相比，“生活”是世俗的、日常的和混杂的，习以为常以致习而不察的。这种日常的生活具有自身的动力机制，这种动力机制既包括生活自身所积淀的制度性因素（即结构性的和非反思的惯性的因素），也包括生活主体的利益的、价值的追求和实践。所以，运用“制度与生活”的范式来研究中国社会变迁，其关照的一个基本问题是：不同生活的主体如何通过建构或者扩张不同制度之间的张力来改变制度，以获取或建构自身的生存空间，从而产生社会变迁的后果。从而，这个过程也可以看作是生活的主体在既定制度约束下，以不同方式展现自主性的过程。因此“自主性”是“制度与生活”研究的核心领域，自主性在不同情境下的生长及其遇到的结构性问题，就是“制度与生活”研究范式切入现实研究的主要纬度。另外，李教授认为，从分析的层面来看，“制度与生活”可以在两个层面上展开：第一层面是形式的，是一种宏观上的分析路径。此层面可以勾勒出一个社会在特定时间段中的变迁轨迹，但难以展现其具体而微的、非线性的复杂逻辑。因此，这就需要第二个层面的微观分析。这是一种涉及具体问题的分析路径，在于认识生活主体之间的或理性或非理性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是如何推动制度的分化和变迁的。
2、“制度与生活”的复杂互动机制
制度试图规训生活，生活也时刻在影响制度。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来看，制度都是以规训生活为目标的。制度不同程度地在逻辑上符合理性主义法则，在组织上符合科层制原则，它试图通过提供范式、激励和约束等方式使生活始终限于理性主义的框架之中。人类生活中从来没有不受生活影响而完全独立运作的制度。事实上，社会生活是由现实中的不同个体在日常的交互活动中创造出来的，这些个体具有一定的理性行为能力，当外来的制度强加于某一种生活时，实际上就是强加于创造这种生活的人群，而这些人群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对这些制度的价值进行判断作出行动的选择，采取各种策略对这些制度进行利用、改造或消解。
3、作为新范式的理论发展空间
李教授认为，“制度与生活”分析框架并不背离“国家与社会”范式的价值取向，也就是说，她不否定在中国能够出现一个具有自我组织、自我管理和自我协调能力的“社会”。这个社会既指涉建立在公民权基础上的公民社会，亦指涉建立在个人财富保值和增值基础上的市民社会，并且还包括作为生活共同体的民间社会，这些社会领域具有高度的自我协调能力，能够有效地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和运行。但是，除此之外，作为过程的“制度与生活”范式与作为“历史终结”的“国家与社会”范式相比，具有后者所不具有的某些触觉和学术敏感。
三、“制度与生活”视角下的社会变迁机制
以自主性的生长情况为标尺，从制度与生活之间关系的变化角度出发，来分析1949年以来的中国社会生活领域的变迁轨迹，李教授认为，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社会生活纳入国家制度逻辑（1949—1978）
2、改革开放与自主性的不断发育（1978—2008）
3、自主性的悖论问题
另外，制度与生活之间不是主体与客体的二元论关系，相反，制度所面对的是具有自己独特判断能力、反思能力的行动者，其所要改变的是这些行动者的生活方式。因此，制度与生活之间不具有直接的对应关系，制度所内在的静态化、抽象化、简单化和线性化特征，很难与生活本身具有的不可化约的流动性、日常性、发杂性、悖论性对接起来。制度的出台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具体生活情境不断被抖落的过程。与此同时，生活的不同部分之间又是相互影响，必然会牵一发而动全身。而且，不同时空结构下的社会生活的结构也千差万别的，每一种社会生活都构成一种独特的地方性知识。
讲座结束后，到场师生还就讲座中涉及的重要问题与李友梅教授进行了讨论与交流。
·“中心”举办第二届“大音讲堂”· 圆桌讨论（2009年10月31日）
两场学术讲座之后，第二届大音讲堂于2009年10月31日进入到圆桌会议环节。该会议以开放的讨论形式就讲座中延伸的问题以及学科热点话题等进行了互动交流，主要参会者有ICTM秘书长Stephen Wild教授，上海音乐学院“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曹本冶教授、萧梅教授、刘红教授，中央音乐学院杨民康研究员，来自美国的访问学者吕梅丝教授（Mercedes M. Dujunco），杭州师范大学孟凡玉教授，以及多位硕博士研究生。
主持人萧梅教授在开场白中说到，李友梅教授虽然因为公务无法出席，但“在场”与“不在场”是相对的，大家有问题可以向李教授提出，或就其讲座内容进行讨论。随后，她对两场讲座做了小结，认为他们的共同特点为：1）关注正在变迁的文化和社会现实；2）以对象所展现出的实际状况作为提问的基础。Wild教授更多地带给我们一个文化上遥远的异域，而李友梅教授则以学术求真的姿态，以本土经验对来自远方社会的理论分析工具进行了本土化的解构与重构。李教授的研究对象是我们相对熟悉的，而异域的音乐现状对我们也并非陌生，因为我们在Malpirri仪式的变迁中看到了与中国相似的地方。当今时代所呈现出的全球化景观，包括理论与实践、东西方的遇流等，向我们再次提出“谁的声音？谁站在哪里谁睡的话”等等我们在课堂与讨论中反复强调的、对于研究者“发言”时的身份、立场、以及研究对象之间关系的问题。Wild教授作为ICTM的秘书长，对世界范围内的学术版图及其上的学术生态、各国学者的学术建构等有着很多经验，就中国大陆而言，接触较多的是北美民族音乐学，因此希望Wild教授谈谈北美以外的民族音乐学观念。
作为回应，Wild教授以自己的学术经历为基础，谈到他在美国就读和工作的十年间，深感到美国的民族音乐学不能满足他的需要。美国学界对那些来自其他国家学者以及他们的学术传统和研究，只要不吻合美国学界口味的，都不屑一顾。这促使他放弃美国SEM的工作，转而参加ICTM（国际传统音乐学会）。ICTM以全球一体的视野，接受和聆听来自各个国家学者的不同研究方式，为国际学界提供了一个真正平等的学术交流平台。对于北美以外的民族音乐学的情况，Wild教授谈到了学科前身——欧洲起源的比较音乐学的贡献，并对自己在美国进行的以人类学取向的民族音乐学研究进行了反思。他说，虽然人类学的方法对于民族音乐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民族音乐学在美国的发展过程之中放弃了对音乐的分析，这是不健康的。他在Indiana大学Merriam的指导下取得博士学位的，因此而形成了他在研究中的人类学取向。尽管他对澳大利亚的音乐做过大量的分析，并且深信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取代通过记谱分析来了解音乐，但他却总不太愿意发表分析这些文章。音乐研究在澳大利亚有一个比在美国较为宽容的空间，与他本人受到的人类学训练相反，澳大利亚有其他的研究取向，比如，另外一位重要的民族音乐学家玛格丽特·卡图米 (Margaret Kartomi)，由于她在东德受的民族音乐学训练，她的研究取向较为“音乐学”化。此外，还有在英国学习的澳大利亚学者爱丽丝(Catherine Ellis)，她又有另外的研究侧重点。总的来说，音乐学与民族音乐学的关系在澳大利亚要比在美国更为接近。Wild教授曾在美国的SEM50周年的年会上提交过一个论文，主题是本土指向的民族音乐学研究，其中提到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对音乐本体的关注和研究比美国更多。（该文发表在2006年的SEM学刊中）
就吕梅丝提出的民族音乐学的学科走向问题，Wild教授希望民族音乐学向更多本土化的方向发展，他也认为学科应该有多一点比较研究，因为当今民族音乐学的比较成分太少了。并且，他希望中国的民族音乐学年轻学者从自身的文化中去理解音乐，并说：“我的经验是，你如果在美国的民族音乐学界想得到他们的认同，就必须在美国民族音乐学界所特定的狭小领域里进行研究，否则他们根本不愿意听你；我觉得这是个错误。因为人文研究应该有更广的视野和更多的处理方式。所以，对于我来说，ICTM这个真正国际化的学会是我们最好与世界接轨和沟通的途径，年轻的中国学者应该参加ICTM或它属下的东亚研究小组来拓展与国际学术界的接触层面和扩展自己的视野。”
吕梅丝教授以自己的多种背景身份与体会回应了Wild教授的发言：“我是一个住在美国的菲律宾人，曾在上海留学，也在菲律宾接触到民族音乐学。在菲律宾，所有的作曲家都是民族音乐学家。我在菲律宾得到的训练受比较音乐学的影响较深——我觉得这个还不够，因此到了美国，在华盛顿大学民族音乐学系读了博士，在那里受人类学的影响。人类学有很多方式可以用来处理民族音乐学所面对的文化问题。但是，最近十年的美国民族音乐学，‘什么都说，就是不说音乐’。我曾跟曹老师讲过这样一个观念：我们的研究像一个伸缩镜，可以聚焦做音乐本体的分析，也可以把镜头拉宽、移动，而看到全面。这时一种灵活的动态的过程。学者得到的训练应该是比较全面的：音乐学、人类学都应该懂。美国放弃了音乐，因为受到文化学 (Cultural Studies) 的影响，他们经常不做田野。我们必须二者兼顾。”
曹本冶教授也就学科取向和治学方法等问题发表了观点，他认为民族音乐学不是美国学界的专利，美国的民族音乐学不等于学科的全部。他提到，听他人的演讲需要以2个层面去领会——知识层面和思辩逻辑层面，后者显示的是讲者的学科定位及其理论、方法学取向，是给我们概念启发的资源。他说：“昨天的两个讲座，一个以民族音乐学音乐民族志描述了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仪式传统的变迁，从中体现了学科的“文化中音乐”视野；另一个就本土社会学学者就对本土社会想象研究的实践经验，表述了社会学理论本土化的思维过程。两者的共性是，就事相的属性，让事相告诉研究者理论和方法学的取向，而不是在某某理论方法学的前提下套配对事相的表述。另外，两位讲者都清楚其学科定位及其研究对象和领域，以此圈画我是谁、讲的是什么、为什么要讲、讲的对谁有用…等指向。这，我们也应该已经从第一届《大音讲堂》的两个讲座得到同样的感受。但是，这却是我们民族音乐学学界十分缺乏的自知之明。李友梅教授通过实践经验体会到西方视野和经验中提炼出来的社会学理论方法未必适用于中国的社会运作模式，因而使寻求能够适合解释和理解中国国情之理论为必然。她的辩证方法学思维，在我们民族音乐学学界十分缺乏。我们学界有不少对西方一些所谓理论方法的探讨，但这些探讨的“雄心”只是停留在对那些理论的二、三度解读，并没有从深层分析和理解这些理论的宏观全球适用性和话语权。那么，恐怕这些对理论方法的探讨，在实质上只是一种“传声筒”意识的外来移植。”曹老师引用了自己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话来阐明学科本土化的重要性以及必要性。并认为我们音乐学学界不乏个案数据，但只是我们忙于分辨你、我，没有同心协力的把它们提炼到宏观层次，或者没有足够的从对事相的体验悟出理论，而是过于崇拜西方理论（特别是人类学），蒙蔽了自己的眼睛，堵塞了自己的悟性、智慧和创意。曹教授说：“以我们的个案经验，我们是可以对音乐学的本土建构抱有乐观态度的。记得李友梅教授的一句话：‘有视角，有途径，才能进入问题’。学界范式（paradigm）的建立，正如李教授所说，是要经过群体多年的实践、测试才能确定其有效性。希望昨天在座的同学们能够在讲座中得到启发，把讲座的知识和思维方法联系到自己的学科和自己的研究领域（联系，而不是搬套）。比如，对研究传统音乐在当代变迁的关注和研究城市民族音乐学等课题的同学们，李教授的所说与大家的研究有何等的密切关系！”
各位与会学者继续就学科与治学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深入讨论：
孟凡玉教授问道，美国在60年代有两大学派（梅利亚姆、胡德）争论。美国民族音乐学界现今的状况怎么样？
Wild教授：美国民族音乐学的人类学取向后来是占上风的。这就是美国的民族音乐学，它的理论就是人类学的理论。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吕梅丝教授:但是现在这种对峙已经不明显了。比如说，华盛顿大学的教授都到UCLA去了。
曹本冶教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胡德同梅利亚姆在性格上有很大的不同。梅利亚姆是较善于将一般性的体会以理论框架的形式表达；而胡德较为务实，读者需要通过他对实践经验体会的表述中去觉悟其中的抽象框架，当然，他的这种表述方式，对于崇拜理论的人，不大受用。
孟凡玉教授：我们的研究借鉴人类学的研究，在中国时间出现得不久，批评得声音也有很多。曹老师提出的理论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工具。但我也想到一句话：“学我者生，像我者死”。
杨民康教授：之所以在民族音乐学研究中出现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把人类学也没学好，人家批评的问题就是没有用好人类学。
刘红教授：我们时常：“不破不立”。民族音乐学的理论如何作用于文章？有些学者喜欢在文章前标明自己运用了某某民族音乐学的方法和理论，而实际的叙述过程中却没有与民族音乐学的相关理论产生直接的对应关系，其中部分原因是没有理解民族音乐学。与其套用理论，还不如做个有实际意义的东西。所谓不破不立，“破”是需要有基础的“破”；而“立”则是需要勇气的创建。
杨民康教授：恐怕还是要看具体情况，看你写的是哪一类的文章。如果是个原创的文章，可以这么说。那如果是做博士、硕士文章，专著等。就应该把这个范式的来龙去脉讲清楚。
萧梅教授：就李友梅的理论体系举例来说，交待理论模式的来龙去脉是个学术规范的问题。为什么要提出这个模式？原来模式的问题和来龙去脉是什么？她现在面对的是什么问题？从音乐界的制度和生活来说，她看到的是整个中国与我们的传统资源之间的关系。“中国”这个概念是被认为一个大一统的东西，但是与民间地方制度之间的关系呢？这正是我们仪式音乐核心的问题。
曹本冶教授：李友梅从社会学的角度谈本土化的问题。在运用当中解决问题、从现实出发来解决问题。这也是我们民族音乐学所寻求的东西。我问她：有没有形成范式？她说，一个范式不是一年、两年建构的，而是几代人的努力。我们的民族音乐学需要更多这样严密的思维方式与严谨的作风。
于长军（上音博士研究生）：Wild教授，您讲座中的两个仪式庆典例子的比较，其中的变迁研究的目的是什么？
Wild教授：我这个研究是偶然的。最初是因为想把早期制作的录像还给他们。但去时发现了传统仪式的新变化。至于研究目的，我有个学生在做这方面的针对性研究。比如，仪式是什么？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东西？是重生还是包装？要通过一个比较研究来认识。
邹婧（上音硕士生）：请Wild教授谈一谈您的民族音乐学的教学情况。
Wild教授：学生需要阅读很广泛的领域：科学、历史等方面，不单单是人类学和音乐学，因为民族音乐学是个跨学科的领域。
徐欣（上音博士生）：能否例举一些成功的本土化研究？
Wild教授：本土化研究中，语境是很重要的，如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关注。印度的音乐学、日本的民族音乐学都有着成功的本土化例子。
潘妍娜（上音博士生）：在城市音乐的研究中，如何看待音乐与文化的关系？
吕梅丝教授：选题非常关键。在于你的个案要说明什么问题。
孟凡玉教授： 在许多研究中，我们发现谱例完全游离于音乐研究之外。有些经典著作的乐谱是不能去掉的：如西格研究苏亚人研究、洛马克思的歌唱测音体系等。而现在有些学者的乐谱可有可无。
吕梅丝教授：音乐民族志有几个种类：1、以对象为中心；2、以问题为中心3、解释性的民族志。
李娟（上音硕士生）：刚才谈到西方理论的本土化问题。那么，同一种理论是不是也适用于每个人呢？是否也存在个人差异？
杨民康教授：这就涉及到“制度与生活”，生活就是规范的一个活化。
曹本冶教授：范式不是一个模式。研究范式是需要学群共识的达成，而且需要在几代人的实践证明其有效性，才成为范式。除讨论环节之外，杨民康教授还带来了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对基督教音乐考察的资料，与各位参会者进交流，就具体问题进行了阐述。
·“中心”举办“蓬瀛道教音乐研究基金”奖/助学金发放仪式（2009年10月31日）
2009年10月31日上午，“中心”主任曹本冶教授于 “大音讲堂”圆桌会议举办之际，颁发了首个 “蓬瀛道教音乐研究基金” 博士、硕士研究生奖学金。
上音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蓬瀛道教音乐研究基金” 博士、硕士研究生奖助学金设立于2008年，旨在奖励上海音乐学院在读博士硕士研究生与道教音乐和与道教有关的中国传统仪式音乐学习和研究上成绩优秀者。
鉴于上海音乐学院2006级博士研究生林莉君（导师曹本冶教授）在相关道教和仪式音乐研究方面索取得的成绩，本年度此项奖学金由林莉君荣获，奖金金额为人民币五千圆整。
上海音乐学院“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蓬瀛道教音乐研究基金”欢迎并鼓励有志于道教及其仪式音乐文化研究硕士、博士研究生积极参与申请该项奖助学金。
·萧梅、薛艺兵、杨民康教授出任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人类学讲习班”主讲专家（2009年11月2日-4日）
2009年11月2日-4日，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在上海音乐学院举办第二届“音乐人类学讲习班”。“中心”常务副主任萧梅教授与“中心”研究员薛艺兵教授作为主讲专家参加本次活。在讲习班中，他们分别以《从感觉开始：再谈体验的音乐民族志》（萧梅）、《论音乐与文化的关系》（薛艺兵）、《论中国音乐民族志描写风格的当代转型及思维特征》(杨民康)为题，为参会的国内外学者及硕、博研究生进行学术讲演。此外，“中心”课题研究员廖松清、吴艳两位博士研究生也在本次活动中将自己的研究心得进行了报告和展示。
·“中心”召开09年度第四次工作会议（2009年11月11日）
2009年11月11日下午，“中心”在刚刚投入使用的研究室（上音图书馆楼607）召开了09年度第四次工作会议。会议由“中心”主任曹本冶教授主持，参会人员为“中心”常务副主任萧梅、数据中心副主任刘红教授及中心科研秘书高贺杰、行政秘书陈黛莹，以及“中心”课题研究员于长军、上音硕士研究生李娟。
在通过了09年第三次《会议记录》之后，大家就《大音》（第二期）的出版安排及第三期的组稿计划进行了讨论，并对上月于华中师范大学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进行了工作总结。会议中，“中心”成员还着重对2010年主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进行了详细的策划和初步安排，此外还对即将开展的2010年课题招标等工作进行了计划与部署。
·“中心”博士后董波通过进站开题（2009年11月12日）
2009年11月12日，“中心”博士后董波在上海音乐学院参加了博士后开题报告。作为“中心”招收的第一位博士后研究员，董波拟定研究课题为《信仰的力量：草原祭坛上的生命音声——蒙古族敖包信仰仪式音乐研究》。
·“中心”协办“第九届道教音乐汇演” 刘红教授获颁“特殊贡献奖”（2009年11月14日）
11月14日晚，由中国道教协会和湖北省道教协会主办，武汉长春观、香港蓬瀛仙馆承办，本“中心”参与协办的“大道之音•中华同乐——第九届道教音乐汇演”在武汉湖北剧院成功举办。“中心”刘红教授受聘担任艺术总监，统筹、策划了这次汇演。来自新加坡、香港、台湾及内地的9个表演团体共300多人参加了演出。国家宗教事务局副局长齐晓飞，全国政协常委、中国道教协会会长任法融，全国人大常委、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张继禹，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黄信阳、黄至安道长，湖北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苏晓云，湖北省政协副主席陈春林，湖北省民宗委主任谭徽在、副主任邓汉光，湖北省道教协会名誉会长李光富等领导和社会各界人士一同观看了演出。
为表彰刘红教授为本次道教音乐汇演所做出的成绩，组委会特授予其“特殊贡献奖”。
·“中心”访问学者吕梅丝教授举办学术讲座（2009年11月17日）
2009年11月17日，“中心”访问学者、美国巴德学院吕梅丝（Mercedes M. Dujunco）教授在上海音乐学院举办学术讲座，讲座题目为《潮语歌曲：一种不流行的中国流行音乐》。
本次讲座由上音洛秦教授主持。在讲座中吕梅丝教授就其中国广东东部潮汕地区的音乐文化进行了较为详尽的介绍，她指出，该地区有着非常丰富的音乐资源，近十几年潮汕地区出现的潮语歌曲是一项新兴研究领域。她发现，和潮语歌曲体裁类似的其它“本土流行歌曲”，如模仿港台音乐的广东话和闽南话地区（如厦门和泉州）的流行歌曲取得了极大成功。但是，以广东东部地区方言——潮州话——演唱的“潮语歌曲”却没有取得成功。在从“流行”这个概念到底具有怎样的内涵的疑问开始，她通过分析潮语歌曲的旋律和词这两个要素的关系，结合流行文化理论的视角，在讲座中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阐释。
·《大音》（第二集）目录
日前，中心学刊《大音》（第二集）已完成出版编撰工作，近期将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发行，现将本集目录刊登于下——
学术文萃
曹本冶 一统音乐学：中国视野中的“民族音乐学”
萧 梅 体验的音声民族志：——以音声声谱中“默声”的觉察为例
刘 红 1957-2008：当代道教音乐研究之定量分析
杨玉成 蒙古族“乃日”仪式及其音乐模式——以乌珠穆沁婚礼仪式为例
杨 晓 南侗“祭萨”：音声声谱、天人观念与社群结构——以伦洞寨年度正月祭萨仪式为例的研究
文 君 东门岛妈祖诞辰庆典、开洋巡游仪式与音声
罗亮星 川东北汉族丧葬仪式中的人声研究——以四川省平昌县驷马镇革新村丧葬仪式为例
肖文礼 石城长溪村赖氏宗祠祭祖仪式音乐的考察与研究
孙晨荟 北京基督教晚祷礼拜音乐个案调查——兼谈教会音乐与崇拜美学的问题
讲座纪要
徐 欣 邹 婧 田野与论题——两届“田野工作论坛”述评
研究综述
高贺杰 音乐•文化•信仰——中国萨满音乐研究述评
译丛
Bruno Nettl 文 音乐：不同文化中的音乐概念
杨 婧 译
杨燕迪 校
Regula Burchkardt Qureshi 文 音乐之声和背景输入：一个音乐分析的表演模式
徐 欣 译
【项目报告】
·“中心”08年度部分科研课题结题通告
1、 《山东聊城伊斯兰教仪式音乐考察研究——以东昌府区大清真寺和临清市清真北寺为例》
课题编号：A101
承担人：王新磊（中央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杨民康教授指导
2、《贵州革家“想竹姆”仪式音乐研究》
课题编号：A102
承担人：李琼（贵州师范大学-上海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黄允箴">黄允箴教授指导
3、《蒙古族“乃日”仪式及其音乐模式》
课题编号：A104
承担人：杨玉成教授、博士（内蒙古师范大学）
4、《南侗祭萨仪式的音声研究——以伦洞寨年度祭萨为例》
课题编号：A105
承担人：杨晓博士（四川音乐学院）
5、《哈尔滨（都市）和鹤岗市（乡村）朝鲜族基督教仪式音乐考察和比较研究》
课题编号：A107
承担人：李博丹（中央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杨民康教授指导
6、《浙江省象山县东门岛妈祖信仰仪式音声研究》
课题编号：A109
承担人：文君（上海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萧梅教授指导
7、《CNKI相关仪式音乐研究资料汇编》（A111）
课题编号：A111
承担人：陈超、廖松清等
8、《中国古代仪式中的“音声”研究》（）
课题编号：B101
承担人：方建军">方建军教授
·“中心”09年度增补课题立项通告
课题名称：《江南【十番锣鼓】仪式音乐田野实地考察”项目研究计划》
课题期限：两年期
承担人：郭树荟 副教授
·“中心”部分在研课题进展汇总
1、 课题名称：《山东聊城丧葬仪式音乐中的女性乐人研究——以莘县、东昌府区的吹打乐班为例》
课题承担人：杨采芳（中国艺术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指导教师：齐琨博士
课题进展报告：本课题的进行严格按照申报书的计划进行，现已完成了田野考察的资料搜集与整理工作，共积累录像约60个小时，图片一千余张，访谈录音近20小时，整理相关文字资料约15万字。 本课题目前正在进行音乐民族志的写作，已完成将近一半写作任务，约计一万字。（2009年10月9日）
2、课题名称：《湖南瑶族道教仪式音乐及其与梅山教的文化关系研究》
课题承担人：赵书峰（中央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
指导教师：杨民康研究员
课题进展报告：目前，该课题已经过两个研究阶段，分别为2009年1月14日—24日与2009年7月20日—8月8日两次田野工作。课题承担人分别对湖南省新化县梅山教仪式及其音乐，以及永州瑶族的梅山教仪式及其音乐概况进行了初步的考察并搜集大量的有关其研究的文字资料，并拍摄了大量的视频和照片，并进行了大量的采访工作。使承担人初步对湖南梅山教的仪式内涵及其音乐的形态特征有了一个粗浅的认识，为下一步的深入研究做好了铺垫，也为下一步对瑶族道教仪式音乐的分析和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文本素材。同时，课题承担人目前正在对上两次的田野考察中获取的视频及文字资料进行整理，希望在音乐人类学及仪式音乐研究的理论框架内，对其进行细致、深入的文本分析和理论建构，以此来观照出瑶族道教仪式与梅山教仪式及其音乐之间的文化关系。为此，在笔者对瑶族道教及其梅山教仪式及其音乐的初步考察之后发现，它们之间从仪式信仰、仪式行为以及仪式中的音乐体现出一种文本之间的“互现”关系，因此，是否可以结合法国著名批评家克里斯特瓦提出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理论概念，是笔者进一步思考的问题。（2009年11月6日）
3、课题名称：《陕西洋县佛教音乐的仪式音声研究》
课题承担人：王晓平（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
指导教师：伍国栋研究员
课题进展报告：该课题从2009年3月立项以来，为了尽快的跟踪目前音乐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前沿相关问题，主持人王晓平与2009年6月5日参加了由上海音乐学院主板的“全国第二届田野论坛”，以期汲取相关学术营养，更好的开展工作。以及2009年8月，项目主持人王晓平以及成员张淼对该音乐事象进行了为其一周的考察。考察期间，分别对洋县佛教音乐乐班及其成员、洋县文化馆相关人员，以及相关自然环境与历史文化环境进行了了解。得到初步研究成果照片（60张）、视频（10分钟）、录音（60分钟），并整理了3000字文字材料。（2009年11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