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音乐学院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 第二届“田野工作论坛”综述 引言 “田野工作论坛”是由上海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音乐学院“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下简称“中心”)主办的学术交流活动,“论坛”以民族音乐学田野工作为主题,参与者(田野汇报人)就民族音乐学/音乐人类学及相关学科理论为背景,围绕研究中的视角、理念、方法、田野反思及具体研究成果等环节展开讨论。该活动为广大学子(以研究生为主)的田野工作(Fieldwork)提供展示、交流与思考的平台,以期促进研究及相关学科的深入与发展。 首届“论坛”于2008年10月24日 在上海音乐学院举办,期间有6位来自上海音乐学院相关专业的在读研究生(高贺杰、陈超、文 君、林莉 君、曾敏、黄虎)将各自的田野工作向大家进行汇报和展示,并将其中遇到的困惑、体会和心得与到场师生进行沟通。同学们丰富的田野经历、深入的思考及师生间热烈讨论的良好氛围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鉴于首次活动的成功举行,“中心”于2009年6月5日 举办第二届“论坛”,并将汇报同学的征集范围扩展到全国各高校…… 实录 2009年6月5日 上午9时,由“中心”主办的第二届(全国)仪式音乐田野工作论坛在上海音乐学院新中楼414教室举行,参与者除来自上音、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南京艺术学院、四川师范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6个单位的7名报告人之外,还有上音仪式中心的主任曹本冶教授、常务副主任萧梅教授、数据中心副主任刘红教授、上音音乐学系主任韩锺恩教授、副主任赵维平教授、郭树荟副教授等老师,以及相关专业本科生及硕、博士研究生,此外还有来自伦敦亚非学院的儒雅德【英】、吴艳梅及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魏小石等青年学者。 (曹本冶教授致辞) 上午的报告由萧梅教授主持,在报告人正式发言以前,曹本冶教授首先向大家致词。曹老师指出,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中,“一手资料”是非常重要的,而田野工作就是获得一手资料的主要途径,因此,学界有很多关于田野工作理论与方法的讨论,然而,究其根本,这些都不能取代田野工作本身的实践经验;现时,中国学界不少研究生都有很多的田野工作经验,他们面对各自田野中的对象,会有不同的体验和问题,这些经验的交流将促进对田野,乃至对局内、外关系的认知,这正是“中心”举办这次活动的初衷。 (主持人萧梅教授) A场第一节(上午9:00) 报告1:《奉化、富阳市祭祖仪式中吹打乐研究的田野汇报》 [报告人:廖松清 上海音乐学院 博士研究生/导师:萧梅 教授] 廖松清的田野汇报主要围绕奉化、富阳地区祭祖仪式进行,一是通过田野资料的梳理,展示两地仪式及其音声的结构,二是报告人面对不同的田野所出现的各种问题及解决的方案,主要从问题的预设、寻找联络人(informant)和田野道德三个方面进行陈述。在报告人的个案中,修缮家谱是一个宗族的“盛典”,谱牒修成之后,许多世家大族都举行隆重的祭祖典礼,以告于列祖列宗。廖松清研究的分别是两个家族因修缮家谱所进行的祭祖仪式。 1、文献与田野 在进入田野之前,对文献资料的阅读非常重要,廖松清指出“是否会由于阅读文献影响到田野工作时的主观性,这需要考虑研究者的立场,以及研究者的目的。”她认为,文献资料是很重要的,比如自己之前对研究对象的背景资料了解不多,使第一次对该传承人进行的访谈忽略了很多重要信息,而之后的研究中“随着访谈的深入,信息量的增加,包括对于村落中各种建筑的敏感性,才逐渐从访谈中提取出原被忽视的信息”,此外,她认为田野工作中遇到一些知识性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文献的阅读寻找答案,而当找不到答案的时候就需要“进一步的思考,进一步的田野”。只有田野与文献资料相互结合,相互印证,才能找到论题的突破口和切入点,田野工作才不会盲目和无序。 2、寻找联络人 廖松清认为现在我们的田野工作往往基于论文、课题等个人行为,有着时间、财力上的限制,而不是以“公家人”的身份进入到田野的,因此,“必须找到一个可靠的联络人。”这个联络人最好能够具备一下优点: (1)当地人; (2)在当地有着一定的威信,至少是被当地大多数百姓所认可的; (3)最好就是从事该音乐类型的艺人。 另外,由于是独自从事田野工作,在现场没办法顾及到仪式的方方面面,同时田野工作者还要拍摄、照相、寻找可以搜集资料的访谈对象,所以,除非事先已有约好的同伴,就需要在当地找到一个能够帮助自己的人。如在富阳何氏祭祖仪式当晚的文艺表演中,由于场面较大,群众蜂拥而至,“即使一直守在摄像机前都有被观众推开的可能,何况还要抽身去做拍照等工作。因此,我提前教联络人家中的外孙女(中学生)使用这些器材,小姑娘工作很认真,确实给我帮了很大的忙。” 3、田野道德 自1972年多伦多民族音乐学会议上第一次召开关于伦理道德的讨论会以来,对田野道德的讨论就越来越多,廖松清结合自身研究谈了一些体会,她认为在对祭祖仪式进行研究时,由于该仪式属“家族内部的事情”,所以“一定要与仪式的主办者提前沟通”。此外,她还以一次拍摄乐谱的经历,对田野道德进行了反省。原来,她曾向当地的艺人提出拍摄乐谱的要求,但被拒绝了。但在与艺人朝夕相处的时间中,她实际上有很多单独接触乐谱的机会,比如她就住在存放乐谱的房间里。但她并没有这样做,她认为“我不能在不经过对方允许的情况下变相地获得这些资料。”这是道德底线。 最后,她还谈到言谈举止的态度和技巧。“无论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的采访目的,我认为首先需要清楚的是,对方能够接受与你交流这件事情的本身就值得感激。”她认为即使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也不能有抱怨之意”。“不要期待对方告诉你现成的答案”。研究的过程就是不断通过访谈、了解和分析。此外,在访谈的过程中还是需要一些技巧和方式的,如与上年纪、听力不好的乐人进行交流的时,既要让对方明白你所说的,又不能让对方感觉你很在意他听力不好的事实,“尽量避免用很长的句子,选择对方能够理解的语句和词语,语调尽量的抬高,辅助一些手势动作;此外还需要一些时间来磨合,从而使双方都理解彼此的意思。” 最后,她总结“在田野工作的过程中还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也常常会有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但这并不是一个正确与错误的过程,而是一个自我反省的过程,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加强这个过程。” 提问 黄婉:请问你整个田野考察的时间、包括田野回访一共有多久? 廖松清:富阳是我早就确定去的,了解到当地有鼓亭锣鼓和梅花锣鼓,两个乐种用乐不同,在仪式中有体现。从第一次到了解情况不到一个月;在奉化的时间比较短。目前还没有重返田野,但是一直通过电话联络。 黄婉:我个人的体会是,田野时间比较短,哪怕一个月的接触、包括电话联络,可能容易引发更多的道德担忧,如果时间长,很多田野道德就不成问题。 刘红:我想说两个问题,第一个关于书写方式,在祭祖仪式的五个活动中,你书写的几个活动名称的层面不统一,第一个“庆典”显然是你获得他们的描述后说的,但是“巡游”,它是否局内人自己的称呼?如果有就最好尊重局内人的用法,还有后面的“佛事-观音忏”、“放焰口”,以及后面“戏曲-越剧”,佛事是宗教的称呼,因此两种称呼要清楚;第二是在论述田野道德时,你的ppt的书写方式是“乐谱”、“谈话方式”,这些是你用于举例的提示,但“乐谱”、“谈话方式”本身并不是一个道德问题。如果书写为:“这份乐谱该不该偷拍”,那就名符其实为道德问题了。 此外,黄婉提到的问题,我不太赞同。并不是田野时间越长,就能解决“道德问题”,这应该是两个层面的问题(萧梅:对,这是两件事)(齐江:“时间”是经验层面,而不是道德),田野时间越长,或许别人会同意你采访、给你提供乐谱,但不等于你解决了田野道德问题,举个例子,假如你用“勾引”的方式让人家把不愿意说的事说出来,这就是道德问题。 萧梅:作为一个女生,你是否在田野中遇到过一些困难或者问题?有何感触? 廖松清:因为一些客观原因,我每次下去几乎都是一人独自去。我觉得和一些联络人接触还是应该注意自身的安全,尽量不要在家里见面,选择公共场所,尽量找陪伴。 赵维平:刚才所说的道德问题,有时候为了拿到一手资料不得不违反道德,有时候既是是道德问题也是宗教问题,那怎么办? 廖松清:目前我碰到有些“放焰口”活动是比较严密的,我和 老师以及执仪者进行了沟通,问清情况,获得同意才会进去,或者找一个当地的助手帮助我拍。 报告2:《川东北汉族丧葬仪式及音乐考察》 [报告人:罗亮星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专业(西部民歌研究方向)2006级硕士研究生/导师 万光治 教授] 罗亮星主要以心得方式对其田野工作进行汇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田野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和解决方法;第二个部分是丧葬仪式音乐的视频播放。 他首先引述北师大董晓萍在《田野关系是理论与方法的双重工具》一文中的论述:田野工作中存在三种关系“他文化与学者之间的关系;他文化与本地学者之间的关系;学者与调查者之间的关系”。他表示自己此次汇报主要针对第三种关系。他援引网上的调查数据,指出在讨论“丧事场合能否拍照”这一问题时,有50%的人认为“绝对不可以”,37%的人认为“部分可以拍照”,而仅有20%的人认为“可以拍”。这组数据可以从侧面反映出从事丧葬田野工作的特殊性和相对的困难性。 他分析了田野工作中的几种困难,“第一是被调查者完全拒绝采访;第二是勉强让你进入现场,但是敷衍你。”针对这些问题,就要和调查者沟通,打开他们的戒心,获得良好的关系。作为研究者则应该“要真诚,要用心灵交流,例如萧 老师所说的‘拟亲属关系’。” 报告中,他还向大家讲述了自己的一次田野经历:2007年他和导师去做一个丧事采访,但被事主家人拒绝了,经过沟通无济于事。“凌晨四点导师把我叫醒、推门而去,我跟着他在路上听见锣鼓的声音,我想是丧葬仪式开始了,但我想已经被拒绝了,还能怎么做?当出殡队伍离我们十米 远的时候,我的导师三拜九扣,之后长跪不起。我当时愣了,不知道怎么回事,也跟着导师跪下来。事主家的儿子看着我们,考虑良久,就把两匹孝袍戴在我们头上,之后采访便顺利进行了。后来我才知道,导师的所为,是川东北著名的“挡丧”,是老师以真诚的挡丧打开了对方的心。”罗亮星同学接着对当地的“挡丧”习俗与孝袍进行讲解,指出只有直系亲属才能佩戴这样的孝袍,而“这样给我们戴等于是建立了暂时的亲属关系”。此外,他认为在调查过程中要“平等兼容”,“一个是社会地位的平等,不要以大城市学者的身份自居,要有学习的平等交流。二是文化差异的平等,不要主观臆断,要虚心。三是在交流方式上可以用一些激将法,鼓励法”等等。 第二部分为仪式音乐片段的剪辑播放时,罗亮星向大家播放了当地丧葬仪式中《请水》、《揭孝字》等环节,让在座师生对该地区丧葬仪式及相关音乐情况有了更为直观的了解。最后他指出,在翻阅民国时候相关记载发现“当时的仪式种类有一百多个,但是现在只有三十几个”,这也是其工作的迫切性与价值的体现。 提问 同学一(音教系本科生):我认为有的时候民族音乐学研究和考古有一些相似之处,但在考古研究时,有时为了对研究对象进行保护,反而采取“不挖掘”的态度;我想民族音乐需要保护和传承。但是在你刚才的陈述中,比如说祠堂不让进,本来就是传统,为了获得研究资料,想方设法采取了很多手段打破传统,是否有这个必要?是否有矛盾?所以我想用一些人为因素,比如沟通,而不是违反本来的传统,尊重传统。 罗亮星:谢谢,我要强调的不是强行进去。这和考古还不一样。丧葬仪式本身没有禁忌,如果对方实在不让参与,那也进不去;另外,我们研究者发现的更多,就会保护的更多,这也是有价值的。比如我刚才说的民国时期的100多种仪式,现在只有30几个。 高贺杰:我有个比较刻薄的问题,刚才你讲自己的一次田野经历,一开始丧事家人不同意你们对丧葬仪式进行拍摄和研究,但你和你的 老师在出殡的队伍前长跪不起,最终被死者家人接纳,这个行为确实令人感动,我想问,你们大清晨跪在出殡队伍前这一举动,是真的出于对死者离世的悲痛与哀悼,还是希望以此获得对方家人的好感、进而达到拍摄研究的目的?如果是对死者的哀悼,请解释你如何会对一位不曾谋面的老人产生如此情感;如果是第二个原因,请解释你对其中“田野道德”问题的理解? 萧 梅:你的问题真的有点刻薄。(曹本冶:如果这是刻薄,那我恐怕会更刻薄:骗、偷、抢。) 罗亮星:这里面两个原因都有。首先对死者的追忆,起码是有的。但是也有第二个目的,希望能完成研究,我想我的目的是善意的,另外我导师知道,当地也有“挡丧”这个习俗。 萧梅:关于田野道德的问题,我们还可以再讨论;刚才那位同学提到的“传统要不要把它打破的问题”,我想这确实值得我们去思考。关键是我们对这些行为有没有反省、反省到自己在做什么,对自己的田野有没有自觉。 A场第二节(10:40) 报告3:《从田野到论题——广西贺州盘瑶还盘王愿仪式田野报告》 [报告人:吴宁华 中央音乐学院 博士研究生 /导师:田联韬 教授] 吴宁华首先对还盘王愿仪式和《盘王歌》进行了介绍,“还盘王愿是瑶族支系祭祀祖先盘王古老的宗教仪式活动,‘还盘王愿’顾名思义是偿还对瑶族始祖盘王的许诺,思念祖先,感谢祖先的护佑。祈求盘王帮助消灾除病,保护瑶人人丁兴旺、福禄满门、风调雨顺、六畜兴旺、五谷丰登。它是瑶族重要的民俗活动,对瑶族社会生活的发展一直有着重要影响。在民族凝聚力和民族认同感方面有着重大作用。”她认为这个个案是仪式音乐研究中的“富矿”,在其中包含了歌唱(师公的唱诵、歌娘的吟唱)、舞蹈、器乐曲、戏剧性的表演等诸多内容,还有在仪式中要演唱瑶族的史诗??《盘王歌》;接着报告人向大家展示了仪式活动的照片,并对相关资料进行了讲解。 在报告中,吴宁华的重点是对自己“从田野到论题”这一思考过程的剖析。由于报告人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盘王歌”,因此,作为研究切入点,她将注意力集中在第二部分的“歌堂愿”和史诗。她说:盘王歌在“‘歌’的部分有三千多行字,师公连续唱两个多小时才能结束。因此,我起初自然联想到是否可以将此史诗用口头诗学来做?为此请教社科院的朝戈金 老师,但是被否认了,他认为口头诗学是即兴的,而盘王歌是有唱本的,因此我特别困惑。后来又想是否能用民族志诗学的理论来研究?翻来覆去,不知道到底该用什么理论去做。后来在qq上和萧梅 老师聊天,她提醒我不要总是怕没有理论,而是要先把对象琢磨透,我恍然大悟。之后,我注意到盘王歌会用特殊的‘歌谣语’来唱,而且有不同的歌腔。把这些穿在一起,就构成我课题的主线。”最后,武宁华还说明自己的研究与以往“从民间文学的角度”以及“形态分析”等不同之处,在于注重将研究对象“置放在语境中”。 提问 潘妍娜:在你的仪式中有两个部分,而你侧重对盘王歌的研究,有没有考虑到仪式前半部分道教的影响?两个部分很清楚吗? 吴宁华:在之前我已经有一个课题,对这个仪式的前半部分“道教”的部分进行了研究,因为第二部分的道教基本没有涉及。两个部分很清楚。 刘红:既然仪式中的两个部分是相对独立,那你有没有考虑到,为什么相对独立的部分会整合到一个仪式中?还有一个细节问题,在仪式的前后两个部分,执仪人的服装有没有改变? 吴宁华:有变化,前后两个部分中执仪人的服饰是不一样的。 刘红:可能外观上是完全独立的两部分,但你有没有考虑到,假如真的没有联系的话,为什么在这个仪式的前后两部分会融合这样两种因素(道教、瑶族盘王)放在一起去做?局内人自己有没有说法?有没有和道教相关的信仰和行为出现? 吴宁华:对,这也是我在困惑的问题。这个仪式涉及的问题很多,首先来自瑶族的历史,后来在瑶族在迁徙的过程中,从祭祀祖先逐渐变成了“还愿”的仪式。与汉族的关系也很密切,一层层累积变成了现在的仪式。 刘红:在前面“道教”的部分用的是什么经文。 吴宁华:就是汉族的道教。 刘红:你刚才说一个图片里面是“三清”神像,但我看到的不仅是三清神像。 萧梅:刘 老师说到的这个两方面关系肯定是有的,可能还需要再仔细的思考。 邹婧:你今天的汇报题目叫做《从田野到论题》,你也介绍了自己的确立论题时的思考过程,请问这个角度和你在田野实际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有没有对应与联系?还有,在你的课题中,有不同的对象,如瑶族人、学者等等,你有没有对他们关于这个仪式的不同解释进行对比分析? 吴宁华:专家说的和民间艺人的肯定不同。我不可听信哪一个,还是要分析的。 邹婧:他们的解释有什么根本性立场的不同? 吴宁华:没有根本性的冲突;而第一个问题,是我在田野回来之后的思考,当时在做田野的时候我没有明确的想法。 萧 梅:那拟定好课题后有没有再回访? 吴宁华:有的,不过还没有仪式,我的回访还是初步的。 萧 梅:我想“田野、论题”是这样一个反复的过程。 曹本冶:接着前面两位说的,你认为这个仪式很复杂,但我却觉得这是很好着手的个案。所有的仪式传统都是时空累积而成的综合,这个仪式显示出来的两个部分却为此时空的累积的综合提供了很清晰的层次指向。这个仪式的两个部分,如果是两会事的话,它本身就可以分开进行,或把其中一个部分省略,但为什么两个要一起做?这是显示了两合一才是整个信仰体系的局内观。你刚才已经说了,在它本土的信仰中,有本土、汉族道教的因素,所以你如果纯粹把“还愿”单独研究是不合适的。这其实是一个很好做的、很容易“出产品”的个案。邹婧提的问题值得你深思,这实际上是一个文本的问题,你有局内执仪者的文本,它还能细分为不同角色的执仪者、参与者等文本;还有当地学者的研究文本,有本民族的,也有住在当地的汉族学者的不同文本,他们所关注的和看到的东西有可能不一样。还有更远一些的学者的研究,比如说北京或香港学者,又是另一类一个文本。那么,这么多的文本首先你要分清楚类别,其次,文本之间要做比较,并非仅仅寻找不同之处,要看到后面不同的立场、着重点.....,所以虽然都是同一个仪式,你的田野说得应该拥有很多不同的文本。我今天兴奋的看到你所介绍的两个部分其实同属一个仪式。 报告4:《陕西洋县佛教音乐考察报告--田野心得五题》 [报告人:王晓平 南京艺术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伍国栋 教授] 2007年至2008年期间,报告人王晓平曾先后三次前往陕西省南部??秦巴山地的安康、汉中从事田野工作,当时他选择了两个点:一个是大巴山深处的安康地区紫阳县和位于秦岭南侧的汉中地区洋县。在洋县采访汉调“桄桄”民间艺人的时候,对流传在当地的佛教音乐做了初步的采访,产生了一些体会,也为进一步的田野实践提供了基础性的经验。 报告人认为,调查者、研究者在中国民间音乐的具体操作过程中经常会遇到的问题、以及从事传统音乐研究经常思索的课题主要为五个方面:一、理解风土人情;二、关注区域历史渊源;三、熟悉学科理论与方法;四、拟定详细的调查报告;五、区域文化视野下的民间(仪式)音乐。在提到第三个“熟悉学科理论与方法”时,王晓平讲到“区域性研究是对以往的整体性、概括性描述之不能自圆其说的批评和补充,也是学术研究与现实社会需求相结合的‘接口’。而生存繁衍在一定地域内的民族所拥有的民间音乐,与生存、繁衍在另一地域范围内的民族所拥有的民间音乐,常常表现除种类的不同和风格的差异;同一民族内部不同地区居民所尚好的民间音乐,同样在种类和风格上相互表现出若干差别,民间音乐生来具有的地方性特色,才自然而然地充当起一种能标志某种地域文化和体现地域文化特色的角色。”此外,他还展示了进行佛教音乐研究所拟定的调查提纲:一、考察时间;二、参与考察人员;三、考察对象;四、考查内容;五、考查方式;六、考察目的;七、预期目标;八、考查重点。其中,对经乐班调查内容主要有三个班社: 1、杨子轩乐班谱系 2、黄学儒经乐班谱系 3、颜夭娃经乐班谱系 调查内容为:传承谱系、乐班渊源、乐班组成情况(演出曲目、乐班乐器)、乐班成员基本情况(年龄、职业、从艺时间)、每年活动情况、生存状况、经费支出。 最后,报告人总结到,民间音乐事象作为区域文化有机组成部分,在宏观区域文化的笼罩下,显现出浓郁的地域、人文特征。在对民间音乐进行调查、研究时,我们不能忽视地方性的个性特色。 提问 徐欣:感谢你刚才的介绍,但你略过的地方正好是我们所希望了解的,就是你所说的“调查提纲”,这才是田野过程的展现,能不能再进一步的进行介绍?(高贺杰:我们想了解你所谓“拟订详细调查报告”的具体内容。) 王晓平:我这里只是一个大致的提纲,不是某次做田野的经历,是我每次田野的依据。 萧梅:你是否注意到曹本冶 教授提出的《仪式音乐田野调查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和你的提纲有什么区别,你刚才所呈现的省略了其中的许多部分? 王晓平:我进行调查时会以曹 老师那份“备忘录”为主,同时也会结合我调查对象的特殊性。 曹本冶:我有一个关及知识性的问题,可能是我的背景的不足。很多时候我看到国内发表的文章都会用类同“巴蜀文化”那样的历史文化地理圈的概念来讨论现今文化,你的研究中也提到了“巴蜀文化”,这个概念除了在历史上、考古研究中具有意义之外,在现今你的研究中有什么具体体现,比如音乐? 王晓平:我觉得这不单是历史问题,也有很多个性问题。“巴蜀文化圈”包括很大的地区,如秦岭以南到云南,三峡以西都算,但其中具体的民歌、剧目、曲种都有不同。 刘红:我觉得曹 老师的问题中隐喻着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用“巴蜀文化”而不用“四川文化”?为什么要用“三秦文化”而不用“陕西文化”?我们是否真正看到了今天的音乐现象还保存着当年巴国、蜀国的历史因素? 萧梅:刘 老师、曹 老师的问题,主要是提醒我们注意我们拿什么做指标来考量历史所称的区域和现在所叫的区域之间的关系。就是说我们现在所说的“巴蜀”到底是取哪一点来说?这值得我们思考。 高贺杰:你后面的那个图的五个内容,我注意到其中三个,能不能解释一下“地域生态”和“区域文化生态”以及“历史文化生态”的关系,在不同的概念都用“生态”这个词是否要斟酌和说明? 王晓平:我觉得地域生态和历史文化生态和民俗生态是两个层次,历史文化生态和民俗生态可以结合起来,地域生态完全是从自然环境的角度来说,历史文化生态和民俗生态有人文色彩在里面,不过这几个词确实要考虑一下。 周丹:我想问一下洋县的佛教音乐和周围的佛教音乐有什么区别和共性? 王晓平:据我观察,洋县这个地方比较特殊,是一个东西南北过渡的区域。根据我的历史查阅,在明朝末年有大量移民移入,在元朝以前分属不同行政区,到元代以后真正统一到陕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个多种多元文化交融的地方,这里的佛教音乐从史料考证是唐传佛教音乐的南传,但是并非完全的寺庙的宗教音乐,而是有很多民间的俗乐,因此是多元性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