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0日 上午9时首先会议召集人、中央民族大学的王建民教授介绍了会议主题和宗旨。王建民教授介绍说，“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的重点是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希望通过各类学术活动来推进民族学、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王教授接着对国内艺术人类学研究的现状加以描述。他说，一方面可以看到，艺术人类学已经卷入到了中国学界热热闹闹的集体文化运动。对这样的现状我们应该怎么思考？尤其对于具有深刻的学术理念的同仁来说，这样的思考也是必须进行的。 接着王建民教授对本次研讨会的三个议题进行了简单的评析和介绍。 
（王建民教授发言中 张占敏 摄） 第一，王建民认为我们需要思考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研究跨学科的统一性和学科的纯洁性的关系问题。如何处理追求学科的学术探讨，和各自研究的学术认同的张力问题。这一问题对于现在国内艺术人类学来说非常重要而且紧迫。有必要进行讨论，看是否兼顾跨学科的统一性，和学科的纯洁性，能否找到一条保持平衡的途径。因此本次研讨会的第一个主题就是学科定位。 第二，王建民还指出， 为了促进艺术人类学领域的发展，我们应当意识到，这不仅是人类学学科的开拓，也是学科不断反思的需要。对艺术如果做一个持续的考察就会发现很多没有的东西现在都出现了，因此本次研讨会将艺术人类学理论和发展的探索作为第二个论题； 第三、王建民认为在具体研究方法方面，我们有很多田野工作的误区，从采风到田野工作，名称的改变不是全部，也该是实在的方法与观念的改变。 接着开始了第一版块的发言和讨论。 第一板块 学科定位（一）上午9：00??10：00 王铭铭主持 翁乃群评议 南京大学王杰教授作了题为《论艺术人类学和审美人类学的关系》的发言。 王杰教授说，从中文学科的角度来研究审美人类学，有很多困惑。 我们主要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的审美文化。这个工作在广西师范大学来说也是比较边缘的，受到不少质疑。因为是跨学科的工作。到了南京大学之后受到的质疑就更重。 美学界的现象，也是很关注艺术人类学和审美人类学的问题。王杰教授对于这两个学科的关系，是这样的看法： 第一，我认为二者是相近程度很大的学科，但也些小的、重要的区别。这主要是在当代学术视野中。在艺术启蒙的阶段二者区别不大。 第二，学科属性应该是人类学，以人类学方法为基本方法的跨学科研究，定位是人类学。王杰教授感觉，二者的发展，学科定位的讨论及重要又不重要。重要是说，方向要明确。二者的定位都是人类学。但在中文系从事这样的研究很难。压力很大，收到质疑不少。主要要讨论的是，艺术人类学在今天的基本问题、研究对象。 第三，文化全球化条件下，地方性审美经验的研究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国际美学学会也将目光转到这个方面来。地方性审美经验是二者共同的研究对象。 第四，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文化中的审美习俗和制度的研究是二者研究的主要问题，包括习俗形成的原因，习俗与其他文化现象的关系，文化结构和表达方式的研究等。希望提升国内这方面的研究。 王教授还提出，有两个概念需要区分那就是艺术和审美这两个概念。他认为二者的的细微区别是： 第一，艺术更侧重于物质形态和技巧属性的研究；审美侧重心理的把握。 第二，艺术是一个从古至今，又漫长历史的，在任何族群和文化中都存在的现象；但是审美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将其独立起来应该是近代以来的事情，与社会化，工业化进程相并行的概念。 第三，艺术侧重于社会性，审美侧重于个体性。审美价值与其他社会价值的断裂是与社会化过程相伴随的现象。 第四，艺术的概念与语境的联系不那么紧密；审美活动的概念与语境的关系更直接。 第五，艺术史的研究是很成熟的学科，可以作为我们社会科学研究的相关学科，有大量可以借鉴；而审美活动就不是一个有历史描述的活动，因为有大量的心理性流动性的因素，和个体的情感和创造性的瞬间表达相联系，比较难进行实证研究。历史上留下来的活态东西比较少。这样来看，二者的研究还是有一定空间和必要的。 王杰教授还谈了他的最后一个观点。他认为艺术人类学当中最大的难题是对艺术活动的创造性以及审美自由的人类学研究。艺术和审美活动最重要的品质，就是创造性和审美自由的境界。这是活态的，流动的，而且和具体语境联系密切的研究，这方面研究相对薄弱，难度也大。我们常规的人类学社会学研究偏重于文化规范性的研究。需要不断探讨的是，怎样得到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去把握不同族群的艺术创造性和审美自由，与有关文化问题。在没有更好的实证性方法的时候，哲学人类学和理论性研究仍然是必要的，有效的。这也是审美人类学和艺术人类学的区别。审美自由的概念在当代文化中是很复杂，混乱，但事实上又是任何文化中很重要的问题。我们是消费文化的时代，审美现象极度泛化，审美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机制的重要手段，审美和艺术还成为了很大的产业。国内文化产业的上市公司排名已经很靠前，在今天的条件下怎么样研究审美自由的真正含义？特别在宗教影响不存在的情况，以及伦理危机很严重的情况下，我们中国一直以来有一个信念，就是认为审美可以取代宗教，可以起到宗教般的精神作用。但是现实中这种理论诉求是不是碰壁了？深入的审美人类学是必要的。我刚从英国回来，感受到一个成功的例子，就是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文化理论研究家伊格尔顿，他这几年重要的转向就是转向人类学，他对爱尔兰文化进行的民族志式的研究相当成功，这几年他在做悲剧研究，也是借用大量人类学的材料和方法，在国际学界引起大量关注，可以给我一些启发。 四川大学的何平教授作了题为《艺术研究和人类学的联袂》的发言 何平教授发言围绕的问题是，二者能否联袂？如何联袂？这条路是否可行？ 联袂的可能性从研究对象开始，即艺术研究。何平教授说，现在的艺术有两个特点：第一是边界消失。 古希腊??18世纪，艺术就是艺术，界限清晰；但到了现代，后现代产生了变化，如1915年，塞尚将自己的尿壶命名为泉，送到博物馆展出，产生很大轰动，04年被评为20世纪最伟大的艺术作品。这时和从前的自由创造，美的原则相比产生了很大变化，这是工厂生产线上加工出来的。把工业现成品，给与一定命名，放到博物馆展出，就变成了最伟大的艺术品。另外，卢浮宫蒙娜丽莎的画作被盗之后，很多人都在那个空白之处注目良久，进行审美。陶渊明弹“无弦琴”；“水中月，镜中花”，《沧浪诗话》、《二十四品》：“羚羊挂角，无计可求”，魏晋玄学时对庄子的有与无之间的关系进行讨论，西方后现代艺术也似乎走向了这样一种境界。 另外一方面，就是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到处都在审美，随时享受艺术，泛化了。神圣的艺术被带有闹剧性的东西替代，还往往成为了最伟大的艺术品，就看谁在闹。艺术学、文艺学，美学等以艺术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就面临了挑战。以前就是以艺术为核心，如毕达哥拉斯的黄金分割率，古典戏剧的三一律；康德提出艺术作为审美，是非功利的功利性，非目的的目的性，让我们知道艺术和生活中的快感、性感等区别在什麽地方。一直到黑格尔，他们建立的庞大体系都是说明如何把艺术和其他区别开来。这也是西方古典哲学透漏出的本质论、决定论，很大程度上艺术是与其他相区别的。而现在，艺术为核心的，就艺术讨论艺术，是无法说清楚的。用艺术理论来解释就面临很多困境。艺术已经情景性，具体性，套用布迪厄的话，是在特定的场域里，艺术品和不同的人之间在不同的时间里建立起了这样一种关系，于是它就成为了审美的对象。没有那种抽象的、本质论的艺术。现在只能以“阿门”的心态来看待艺术本质问题，花腰傣的小调，哼哼唧唧，细声细气，拿来表演的话没有感染力。旅游景区的艺术展演，都是这样的情况，就是在特定场景中与人群建立的一种关系，人们也获得了审美的需求。 人类学到现场，对特定区域的、用描述性民族志方法的一种解读，用学术文本来表达，这对艺术来讲可以说是很有用的工具。人类学对艺术的介入很早了，从泰勒，就对文化定义，哈根也写过《原始艺术》，博厄斯也写过原始艺术。以前的人类学家侧重的是对物，或社会结构、功能这种角度的解读。实证性的书对艺术的解释面临着很多困境，现在人类学已经经历了由科学主义向人文主义的转向，以人观为核心的文化考察，成为了当下人类学的重要走势。个人，自我和情感，才是文化差异的根本层面，文化的根本差异在于一种情感，在不同民族对个人和社会关系的思考中，艺术就是表达情感的重要手段。表达感情时艺术往往成为一种特征性的东西。情感和自己的体验，个人、族群的情感模式。人类学在解读文化间的差异，解读地方性知识，族群文化的时候更多的由外而内，回到人本身。人是什么？人观。人的情感思想。人类学为它对艺术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范式和方法论。人类学是黑洞是的学科，有人类痕迹的地方就有人类学，吸纳各个学科的知识。人类学涉足艺术，就要对相关知识进行掌握，与其他学科联手。 翁乃群评议： 以前研究中也碰到过一些问题，如研究艺术的起源，我们的学界在社会进化论的框架下探讨这一问题，认为艺术起源与劳动，音乐的节奏是跟人的生理有关，如心脏的跳动，呼吸频率等。我想从人类学角度来说，确实现在人类学，毕竟一直在讨论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大家现在界限也很模糊，社会？文化？我认为既然研究人，在人类学的理解当中所有的社会文化都是互相关联的，艺术也是人类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艺术人雷雪为什么发展起来也包括这样的原因。学科的界限实际上很模糊，如果要界限明显的话就不是人类学了。刚才两位报告人都提到，我不用实证研究（科学化，缺乏人文性），喜欢用经验研究。 审美对我来说更困难，因为是哲学的范畴。正如王杰所说，审美偏向心理，艺术偏向物质和技巧。但这个界限也是模糊的，因为当审美产生是非常个人化的，但当其被视为艺术的时候，就像尿壶的问题，活动是个人化的；这又产生了后面很多模仿式的艺术行为，这就形成了跟审美发生关系的东西，审美也有社会性。阳春白雪，下里巴人，下里巴人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可能变成最为流行，最偶影响力的。另一方面，在我的经验里，原生态变成进入到“高雅”艺术，就是指大家都在追求，比赛的分数最高。这些跟社会的变迁，跟全球化，文化的商品化，市场化，都关联在一起。所以这都是可以为我们的艺术人类学的发展开拓很光的场域。但我们也?看到一些问题。在我们的农村教育里，这些是进入不了的。我们的教育是城市化的，农村课堂里可以教流行音乐，但是从情感上来说跟当地文化相当分离。但苗绣，跟日常生活关系密切，却又可以被认为艺术，进大英博物馆的展厅，却进入不了课堂进入不了农村，苗族社会区域里的教育课堂。这也是艺术人类学界限上的模糊性，这些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研究中。实际上谈到艺术审美的过程，也有权力关系。 
（王铭铭教授发言中 齐江摄） 王铭铭：艺术人类学学界在观点上还有这有待讨论的地方，比如艺术人类学是否要走审美的路，从纵深去研究什么是美感？美感对于各民族地区是不是共通的？另外，人类学界的何，翁，就强调审美之外的关系，即艺术品和社会相关联的地方。 第二板块 学科定位（二）上午10：15??12：00 主持人 潘 姣 评议人 罗红光 在这一板块中，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李松首先发言。 李主任主要从政府文化工作的角度来谈，就政府在文化上的需求跟大家交换意见。包括工作上的感受听大家发言之后的想法。 他首先谈了政府的文化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民族民间文艺集成的编纂整理，是一个普查开始，目的是对我国的民族民间文化表现形式进行全面收集整理，以文本方式记录下来，包括录音录像，设计了音乐，舞蹈、戏曲、曲艺，民间文学等。进行了大量采风。进入本世纪，就有了顺应国际形势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再后来就有了非遗工程，这些事情一脉相承，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制度或文化构建。在我们参与这些工作当中遇到一些问题。 就集成而言，是本体研究的手段，继承以往的学术传统，进行了人员培训和普查。 进入到非遗工作之后，就发生了很多问题。 第一，是我们艺术学科的基本建设，牵涉到广泛占用资料的学术体系构建的时候，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艺术学术体系构建遇到了很大困难，举例，传统舞蹈怎么分类？舞蹈下面连舞种都没有，如果按艺术人类学的概念分类，首先应该分为仪式性舞蹈，等等。当然还有技术形态上的分类，比如根据道具，也根据民俗观念来分，舞蹈场合；还有一些地域之类的分类方法。总体上诸说并存，没有定论，使得中国传统舞蹈体系建设非常困难。直至到院校教育，艺术学科分类，现代舞，芭蕾舞，古典舞，其实含混不清。借助什么样的学术体系，来解释和标准化我们的文化，在文化构建中发生作用，甚至在我们的标准化教育，比如说院校教育中，能够真正构建自己的文化传统。不光舞蹈，我们的戏曲，曲艺等，都面临这样的问题。 第二，我们谈到非遗保护的时候，目前国家展开的是以名录为主要工作手段的多层保护体系，借鉴了韩国和日本的一些做法，但我们说的分类困惑一直带入到非遗工作当中。非遗保护的终极目标，或者说民族-国家构建的终极目标，是一个文化建设过程。保护的碎片化，表面化，功利化的现象，虽然有生态保护区的概念，目前在做一些尝试，但从理论到方法，到实证研究上，目前还没有很有说服力的案例。从这个角度而言，给学术提出了明确的社会需求，就是我们的艺术研究，文化研究，对文化的分析，解释，对国家的文化建设，文化干涉，有着什么样的意见就非常重要。而且这种意见不光来自于一个学科。 在非遗保护过程中，我们觉得，并没有准确的理论阐述，把文化保护和干涉弄清楚。无论从人类学还是社会学意义上，还是从艺术本体研究的意义上。文化的保护和变迁由谁来决定，判断？文化资本化，商品化的过程当中，很难听到来自学术界的赞扬。可能有政府的政绩表述，有商界的GDP数字，但肯定没有学界的表扬。哪里出了问题？我个人理解，文化人类学完成一个文化解释、分析，但是不涉及文化保护和构建。作为我们的学科，只完成了文化解释和分析，是否还剩一个任务就是批评？有没有说妥当的是什么？还是说这只是一个研究材料，都不要动，应该任由社会的文化变迁。 我们是科研单位，我们依照各学科的学术贡献，来指导我们工作，寄期望于跨学科，主要的诉求就是，怎么解决问题？或者说文化保护就是不必要的，世界范围内对遗产，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是明确和肯定的，尤其是文化人类学的学术体系内，对于该如何去做是很稳定，有着全体认同的？并不是这样。我们去找社会学帮忙？显然有。或者说对艺术本体进行技术描述的时候找艺术本体研究的来帮忙。如果站在人类学的视角上来解决这个问题，谁是我最开始考虑的合伙人？学术无非是一种组织，也是一个社会组织，组织体系怎么构建？靠一本经典，一个人物，一个学会？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看这个学术给社会带来了什么。我们面临的是非遗保护，在很多基本问题被追问的时候，目前学术没有给非常明确的答案。目标有，方法非常缺乏。保护方法的设计就成了非常大的问题。就学术而言，学科的开拓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跨学科交流也是整体学术发展的趋势。没有必要争论从属地位，本来跨学科就是相对模糊的，但一定要清晰，要描述特别细致的界限。非遗工作也止步于对一些东西的综合性考虑，有着本体研究的局限，我们借鉴人类学的方式方法去做一些尝试，试图对文化有更深刻的了解，这是大有帮助的，而且可以做到。但我们还要借助 更多的学科，社会学，甚至经济学，宗教学，有很多。去求助别的学科。就目前而言，对文化遗产的解释和保护时候，经常是片面的，这也是我们能看到的社会的常态。这是学术根源上目前的状态造成的。 人类学对于艺术本体研究带来的相对论，整体观，对文化多样性的判断，对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些基本认识上，是一个很大的帮助。从跨学科的角度说，我们对农村或者社区的文化空间进行文化了解并且试图在文化上有所帮助的时候，就面临基本理论上的一些问题，艺术本体研究的学科合作以前非常密切，就是应该跨学科合作去解决一个问题，而不存在从属的层次。这方面我们也做了一些尝试。第二个考虑是，政府和其他组织还应该发挥什么作用？我们作为文化部的科研单位，是提供跨学科的研究平台。既是为社会服务，也是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我们搞的一些案例，组织的一些项目都是跨学科的，比如现在展开的节日调查。就希望能有跨学科的平台来对一个文化空间进行比较完整的描述，让各学科都能满意的记录和解释。难度很大。我们现在在做戏曲 和音乐舞蹈的调查，跟集成调查非常不一样，我们非常关注其文化生态，希望专家积极参与项目当中，贡献各个学科的力量和知识。 之后，中山大学邓启耀教授作了题为《艺术人类学和视觉文化的跨学科研究》的发言。 邓启耀教授说，艺术人类学有边界，但是模糊，可以与其他学科进行交叉。艺术，和人类学两个方面。艺术人类学有不同分类，按照常规分类，从艺术形式来分，还有其他角度的分类法，如表达符号、功能，结构等。古代艺术，是一个综合的东西，比如一个仪式，同时有音乐，表演，肢体动作，是综合的，不能将其肢解和孤立。 接着邓教授谈了一下人类学与视觉文化的关系。 第一，视觉文化，向外是一种传播；跟哲学、心理学有关的视觉认知，视觉思维，都出现了很多重要的成果。向内，视觉人类学作为人类学，可以跟考古学结合。像都看得到的一些很多的古代图像，以及体质人类学，从四肢学的角度，很多方面都可以做。视觉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研究不单单是视觉史的问题。我们会重视人类发展过程中的文字书写阶段，但往往忽略掉图符文化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是在口传文化和文字形成之前一个很重要的值得研究的阶段。 第二，视觉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的关系，有几个方面比较重要，比如视觉文化，视觉群体，就是人，涉及到人的问题都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个是从族群的概念来说，跟我们成为民族艺术的概念有关系。跟精英有所不同的是，这又是跟民间艺术有关系，因此在学科上形成有意思的东西。另外，史之外的文化书写，我们一直注意的是体制内的主流书写，但是在非文字的，民族当中的历史书写，怎么看待？因此文化的多样性应该包括书写和言说方式的多样性。都是写文化的方式，各有所长。我们说我们识字，有文化，但是当我们深入到别的地区的时候经常就没文化了。人家说，我的历史在上面，你看吧。但是我看不懂，要配合他的史诗，仪式，才知道某个图案是讲什么的。在这个文化里我才发现自己是没文化的。 第三，人类学的四大块，跟语言人类学的关系。第四，跟体质人类学的关系。用视觉人类学。文化的观点来看儿童弱视的问题是很有意思的。最后泛泛谈一点，与其他新兴学科的关系。我到传播与设计学院帮助筹备学院，有三个系，新媒体与影像学系，艺术设计学系，新闻传播学系，这三个系都可以用视觉传播来作为连接点，通过与之接触我感到对于新媒体的东西，比如我们尝试做了数字博物馆，还有做灾后非遗保护工作，就是用技术采集之后可以还原，还可以看到其力度，比如羌笛等等的演奏，就可以看到手指的力度，可以还原成DNA式的东西，就是动作的DNNA，可以进入到其他产业，动漫，博物馆，非遗中心，等。关于对象的问题。我们传统人类学就是关注一个封闭社区，而现在对于城市的视觉人群 ，动漫迷，追星族，艺术家，我一直鼓励我的学生研究，但同时也告诉他们有风险，因为不是传统的田野考察。博客比赛中潜水，发现很有意思。 最后，他说:总而言之，在这样的社会文化和媒介转型中??所谓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就是一个媒介的变化，从而导致新的时代的产生??现在的新媒体会导致新的人群出现，新的传播和观看方式的出现，作为研究来说一定要有跨学科的多样的观察。 第二板块 学科定位（二）上午10：15??12：00 主持人 潘 姣 评议人 罗红光 在这一板块中，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李松首先发言。 李主任主要从政府文化工作的角度来谈，就政府在文化上的需求跟大家交换意见。包括工作上的感受听大家发言之后的想法。 他首先谈了政府的文化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民族民间文艺集成的编纂整理，是一个普查开始，目的是对我国的民族民间文化表现形式进行全面收集整理，以文本方式记录下来，包括录音录像，设计了音乐，舞蹈、戏曲、曲艺，民间文学等。进行了大量采风。进入本世纪，就有了顺应国际形势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再后来就有了非遗工程，这些事情一脉相承，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制度或文化构建。在我们参与这些工作当中遇到一些问题。 就集成而言，是本体研究的手段，继承以往的学术传统，进行了人员培训和普查。 进入到非遗工作之后，就发生了很多问题。 第一，是我们艺术学科的基本建设，牵涉到广泛占用资料的学术体系构建的时候，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艺术学术体系构建遇到了很大困难，举例，传统舞蹈怎么分类？舞蹈下面连舞种都没有，如果按艺术人类学的概念分类，首先应该分为仪式性舞蹈，等等。当然还有技术形态上的分类，比如根据道具，也根据民俗观念来分，舞蹈场合；还有一些地域之类的分类方法。总体上诸说并存，没有定论，使得中国传统舞蹈体系建设非常困难。直至到院校教育，艺术学科分类，现代舞，芭蕾舞，古典舞，其实含混不清。借助什么样的学术体系，来解释和标准化我们的文化，在文化构建中发生作用，甚至在我们的标准化教育，比如说院校教育中，能够真正构建自己的文化传统。不光舞蹈，我们的戏曲，曲艺等，都面临这样的问题。 第二，我们谈到非遗保护的时候，目前国家展开的是以名录为主要工作手段的多层保护体系，借鉴了韩国和日本的一些做法，但我们说的分类困惑一直带入到非遗工作当中。非遗保护的终极目标，或者说民族-国家构建的终极目标，是一个文化建设过程。保护的碎片化，表面化，功利化的现象，虽然有生态保护区的概念，目前在做一些尝试，但从理论到方法，到实证研究上，目前还没有很有说服力的案例。从这个角度而言，给学术提出了明确的社会需求，就是我们的艺术研究，文化研究，对文化的分析，解释，对国家的文化建设，文化干涉，有着什么样的意见就非常重要。而且这种意见不光来自于一个学科。 在非遗保护过程中，我们觉得，并没有准确的理论阐述，把文化保护和干涉弄清楚。无论从人类学还是社会学意义上，还是从艺术本体研究的意义上。文化的保护和变迁由谁来决定，判断？文化资本化，商品化的过程当中，很难听到来自学术界的赞扬。可能有政府的政绩表述，有商界的GDP数字，但肯定没有学界的表扬。哪里出了问题？我个人理解，文化人类学完成一个文化解释、分析，但是不涉及文化保护和构建。作为我们的学科，只完成了文化解释和分析，是否还剩一个任务就是批评？有没有说妥当的是什么？还是说这只是一个研究材料，都不要动，应该任由社会的文化变迁。 我们是科研单位，我们依照各学科的学术贡献，来指导我们工作，寄期望于跨学科，主要的诉求就是，怎么解决问题？或者说文化保护就是不必要的，世界范围内对遗产，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是明确和肯定的，尤其是文化人类学的学术体系内，对于该如何去做是很稳定，有着全体认同的？并不是这样。我们去找社会学帮忙？显然有。或者说对艺术本体进行技术描述的时候找艺术本体研究的来帮忙。如果站在人类学的视角上来解决这个问题，谁是我最开始考虑的合伙人？学术无非是一种组织，也是一个社会组织，组织体系怎么构建？靠一本经典，一个人物，一个学会？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看这个学术给社会带来了什么。我们面临的是非遗保护，在很多基本问题被追问的时候，目前学术没有给非常明确的答案。目标有，方法非常缺乏。保护方法的设计就成了非常大的问题。就学术而言，学科的开拓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跨学科交流也是整体学术发展的趋势。没有必要争论从属地位，本来跨学科就是相对模糊的，但一定要清晰，要描述特别细致的界限。非遗工作也止步于对一些东西的综合性考虑，有着本体研究的局限，我们借鉴人类学的方式方法去做一些尝试，试图对文化有更深刻的了解，这是大有帮助的，而且可以做到。但我们还要借助 更多的学科，社会学，甚至经济学，宗教学，有很多。去求助别的学科。就目前而言，对文化遗产的解释和保护时候，经常是片面的，这也是我们能看到的社会的常态。这是学术根源上目前的状态造成的。 人类学对于艺术本体研究带来的相对论，整体观，对文化多样性的判断，对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些基本认识上，是一个很大的帮助。从跨学科的角度说，我们对农村或者社区的文化空间进行文化了解并且试图在文化上有所帮助的时候，就面临基本理论上的一些问题，艺术本体研究的学科合作以前非常密切，就是应该跨学科合作去解决一个问题，而不存在从属的层次。这方面我们也做了一些尝试。第二个考虑是，政府和其他组织还应该发挥什么作用？我们作为文化部的科研单位，是提供跨学科的研究平台。既是为社会服务，也是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我们搞的一些案例，组织的一些项目都是跨学科的，比如现在展开的节日调查。就希望能有跨学科的平台来对一个文化空间进行比较完整的描述，让各学科都能满意的记录和解释。难度很大。我们现在在做戏曲 和音乐舞蹈的调查，跟集成调查非常不一样，我们非常关注其文化生态，希望专家积极参与项目当中，贡献各个学科的力量和知识。 之后，中山大学邓启耀教授作了题为《艺术人类学和视觉文化的跨学科研究》的发言。 邓启耀教授说，艺术人类学有边界，但是模糊，可以与其他学科进行交叉。艺术，和人类学两个方面。艺术人类学有不同分类，按照常规分类，从艺术形式来分，还有其他角度的分类法，如表达符号、功能，结构等。古代艺术，是一个综合的东西，比如一个仪式，同时有音乐，表演，肢体动作，是综合的，不能将其肢解和孤立。 接着邓教授谈了一下人类学与视觉文化的关系。 第一，视觉文化，向外是一种传播；跟哲学、心理学有关的视觉认知，视觉思维，都出现了很多重要的成果。向内，视觉人类学作为人类学，可以跟考古学结合。像都看得到的一些很多的古代图像，以及体质人类学，从四肢学的角度，很多方面都可以做。视觉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研究不单单是视觉史的问题。我们会重视人类发展过程中的文字书写阶段，但往往忽略掉图符文化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是在口传文化和文字形成之前一个很重要的值得研究的阶段。 第二，视觉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的关系，有几个方面比较重要，比如视觉文化，视觉群体，就是人，涉及到人的问题都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个是从族群的概念来说，跟我们成为民族艺术的概念有关系。跟精英有所不同的是，这又是跟民间艺术有关系，因此在学科上形成有意思的东西。另外，史之外的文化书写，我们一直注意的是体制内的主流书写，但是在非文字的，民族当中的历史书写，怎么看待？因此文化的多样性应该包括书写和言说方式的多样性。都是写文化的方式，各有所长。我们说我们识字，有文化，但是当我们深入到别的地区的时候经常就没文化了。人家说，我的历史在上面，你看吧。但是我看不懂，要配合他的史诗，仪式，才知道某个图案是讲什么的。在这个文化里我才发现自己是没文化的。 第三，人类学的四大块，跟语言人类学的关系。第四，跟体质人类学的关系。用视觉人类学。文化的观点来看儿童弱视的问题是很有意思的。最后泛泛谈一点，与其他新兴学科的关系。我到传播与设计学院帮助筹备学院，有三个系，新媒体与影像学系，艺术设计学系，新闻传播学系，这三个系都可以用视觉传播来作为连接点，通过与之接触我感到对于新媒体的东西，比如我们尝试做了数字博物馆，还有做灾后非遗保护工作，就是用技术采集之后可以还原，还可以看到其力度，比如羌笛等等的演奏，就可以看到手指的力度，可以还原成DNA式的东西，就是动作的DNNA，可以进入到其他产业，动漫，博物馆，非遗中心，等。关于对象的问题。我们传统人类学就是关注一个封闭社区，而现在对于城市的视觉人群 ，动漫迷，追星族，艺术家，我一直鼓励我的学生研究，但同时也告诉他们有风险，因为不是传统的田野考察。博客比赛中潜水，发现很有意思。 最后，他说:总而言之，在这样的社会文化和媒介转型中??所谓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就是一个媒介的变化，从而导致新的时代的产生??现在的新媒体会导致新的人群出现，新的传播和观看方式的出现，作为研究来说一定要有跨学科的多样的观察。 中央音乐学院杨民康教授作了题为 《音乐人类学和人类学的关系》的发言。 杨民康教授主要谈的是学科定位的问题。他说，我们的学科跟艺术人类学关系非常密切，但不同点是，民族音乐学（EML）从最早的比较音乐学开始，差不多有100年了。当时谈音乐作为一种艺术来定位是比较容易的。现在谈艺术不好界定，那时候容易、。我们的特点是，学科建立之后才对什么是音乐什么不是音乐，什么是音乐什么是文化来进行讨论的。我想借用我们学科内部的历史问题，从过去怎么谈，现在怎么谈，对艺术人类学的定位有一个参考借鉴。 杨教授说，EML从诞生以来就与人类学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上世纪50年代由于不用学科观念的分化组合而形成了民族学派和音乐学派两大阵营。民族学派有一个主架，及美国eml学者the anthropology of music 这本书里提出，eml通常是由民族学和音乐学这两个不同部分组成，他的任务是并不强调任何一方，而是采用把双方都考虑进去的方法，使其融为一定。这一定义现在还有争论。既然定位在音乐学领域，为什么还是人类学的下属学科？我经过思考认为这一定义还是有其现实意义。下面从民族音乐学和音乐学的关系来谈。 
（杨民康教授在会议中 齐江摄） 杨教授指出，EML的研究对象首先是音乐，然后才是音乐以外的因素。这是现在很多eml家都在说的话。退后一步看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由于EML是在西欧诞生的人文学科，在以往高度分化的社会文化背景中，素以西方的专业音乐为依托和主要研究对象，给了研究者一个以音乐切入的视角，但同时也为他们佩戴了一副有色眼镜。或者基本的文化立场。无论研究什么都是从一种艺术的目的出发，忽略其他非艺术功能的潜在可能。 EML最早定位于欧洲，继而提出以下追问：为什么音乐学可以以某种一元化的艺术观和文化审美观屹立欧洲，音乐学为何能够在民族音乐学身上长期发挥影响，使其不仅仍然以音乐或者艺术为建立学科的基点和目标，而且能够使这种影响在后者长期以欧洲与非欧之间的传播过程及研究实践中经久不衰呢？这恐怕与欧洲特有的一元化社会特征，即一个民族构成的民族-国家机制及其广泛的影响力有关。 前两天看到一位学者的文章说，民族-国家是一个欧洲概念，不是一个普适性的概念，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都叫民族国家，比如把中国叫民族-国家，这是概念的混淆。民族-国家是一个民族构成一个国家的国家形态，这是欧洲的典型现象。中国是多民族统一国家，按这个思路讨论，北美算什么类型？作为多种族社会显然也不在民族-国家之列。这一问题对于我们的意义，就是现代人类学来说北美是一个很重要的土壤，作为一个多种族国家产生现代人类学的概念也不是偶然的。根据有关上述关于欧洲社会文化机制的讨论，在一元化的艺术观和文化审美观基础上建立的音乐学学科，只能是在一元化的，一个民族构成的国家??欧洲产生，同时也比较容易在欧洲土壤中长期生存发展。这就是为什么eml在欧洲才能够长期，到现在为止还能以音乐为中心，不太认同北美的观点，是有其一定原因。 另一方面，随着欧洲殖民主义的向外扩张，西方文化的影响力之下，下述以民族国家为社会基础的一元性艺术文化观念也同样向欧洲以外的地区扩散，或者向其他社会文化相似的次文化区域横向移植，诞生在欧洲的eml逐渐传到北美或其他非欧国家之后，欧洲的思想移民，指接受了西方文化观念的非欧人，他们一开始并无成熟的文化观念和明确的思想主见，仅仅着眼于用西方的民族音乐学观念来发展自己的民族音乐研究事业，他们一开始似乎并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社会见识，也未顾及音乐学原有的西方音乐文化语境，而是将音乐学原有的特殊视角，包括有色眼镜，几乎原样移植过来。这也有客观原因，就是这些国家开始发展自己的民族音乐事业的初衷是以欧洲音乐为模式，来改造胡更替自己旧有的传统音乐文化，同时发展自己的新音乐文化，而这种目的，同音乐学原有的独特视角和有色眼镜从文化利益上是一致的，没有冲突，因此可以和平共处。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这些国家的学者对自己国家有了多民族国家音乐文化有意识去研究的时候，有一部分本土学者就像前述欧洲学者那样，更多关注本土的高文化。在观念上以民族音乐作为其保存和发展的战略工作口号。与此同时，另外一些具备人类学知识的eml学者，较多的选择和接触多民族国家内部的亚文化群落，无文字社会，部落社会，或主体民族的亚文化单位，比如宗教音乐，流行音乐等。由于他们必须涉及这些文化的整体化或者全分化的状况，种种与原来音乐学传统之间的矛盾和不适随之而来，由不得去对原有的学科思维和方法论进行反思，并企图应用人类学的思维方法来解释和研究多民族音乐文化和亚文化现象。下面将民族音乐学和人类学。 有的学者认为民族志或者人类学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时代：一是自发性，随意性时代；一是通过学科规范支撑起科学性的时代；一是反思以科学为自我期许的人类学家的知识生产时代；反思性从以下话语中体现出来：从理论上讲，人类学是一种富有创造性意义的寄生性研究，他通过亲身的民族志调查，获得对异文化的个案认识，并依据这种认识来检验带有民族中心主义色彩的理论。对照旧有的eml理论，这一时期大致处于第二阶段，即有民族中心主义色彩理论内涵的时代。半个世纪以前，在人类学的影响之下，eml引入了主位客位，局内局外，双视角的研究方法，通过人类学这面镜子，把eml中包含的旧有内容定位，归入到局外观的层面；强调eml的研究必须从主位或者局内的角度，概念行为音声三重认知的角度去考察和认识研究对象。这是eml不再是一种单一性层面的旧有学科，而演变为善于在主位客位，局内局外融入跳出，以双视角进行关照的新的学科，从而开始了该学科具有的音乐学和人类学双重属性的新时代。我根据eml研究对象的性质将研究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一、从音乐角度切入的阶段；二、可能作为，也可能不作为音乐来研究的阶段；三、作为文化研究的阶段。第二个阶段很重要，当我们站在局外看音乐之后再从局内的角度看音乐，可能会得到不同的答案。无论怎么研究音乐，最后都要归结到文化哲学观来理解。 杨民康教授的结论是：音乐学或艺术学与人类学存在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前者作为民族国家以及传统文化的产物，而后者则是基于自身的学科立场，对前一类文化从总体上进行批判性反思的产物。现在eml在延续了原有学科基本范围和范围的同时，还接受了人类学的认识论方法及批判性精神，对音乐学传统进行了扬弃。因此，如果说现代人类学以对传统人类学进行批判性反思为标志的话，那么现代eml就是对民族音乐学同时并重的加以继承和批判性反思的产物。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一北美为代表的音乐人类学内部区分为两个趋向，Merriam提出音乐人类学这个概念的时候，其主要目的也是对音乐学进行反思，而音乐学派学者面临这样的挑战，则力图捍卫音乐学的基本方位和某些核心原则，如今两派的观念和方法逐渐达到了互相融合和理解，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新的研究思维和方法的可能。前述将研究对象区分为音乐，音乐与非音乐，文化三阶段，还有按方法论思维方式分为一般方法论，和文化哲学观的两种不同思路。如今中国音乐学学者常常争论的一个问题是，该学科应该以音乐学还是人类学为主要的学科方位？是叫eml合适还是叫aom合适？笔者认为，音乐学给了他来自某种父系的血缘因素，称音乐学为父亲；同时人类学给了他来自母系的姻缘因素，因此称人类学为母亲。无论如何命名都没有错，关键是eml究竟从这两个学科中得到了什么？有人质疑，如果不站在音乐学的立场，是否意味着民族音乐学将迷失自己的学科方位？反过来发问，如果去除了人类学方法及其反思和批判精神，eml究竟还剩下什么？eml和音乐学究竟还剩下什么样的区别？是否还有独立存在的价值？ 评议人：罗红光 三个专家的共性，一个是学科定位，一个是跨学科划分，是带有反思性的时代特征的。音乐舞蹈等艺术在科学主义的强势影响下被肢解了。科学家扮演的角色是什么？社会分工导致了只是分工，但我们要认识到分工造成的另外一些问题，将艺术品放入到博物馆是去其灵魂的。结构主义犯的错误是，将一事向变成符号，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变成深层结构，但是却没有历史，没有变化了。文化就是要变的，就是在面对他者的时候才能产生一种自我意识。跨学科我非常赞同，文化部能不能有这样的思路，就是不要做项目，而是做工程，工程里有美学，有人类学，有艺术，等等。 人类学第一包容，第二允许变化，最重要的是它处理的对象是人为的事实，不是自然事实，因此不能同自然科学办法来处理。这也是为什么有那么多分支学科的出现。首先跨学科我们达成一个共识，还有就是邓教授 提到的数字博物馆的办法，是李松提出问题的一个答案之一。我认为这是可行的，具备一定对话能力，允许很多学科一起来做这件事情。艺术和审美之间有时候会打架，用人类学对话的特征就会有一定的包容性。 他允许现实的文化变化。数字博物馆适应信息化时代，适应软实力建设，适应对话。新时代提出新问题，我们需要新的思维和智慧，当然里面还包含了一些旧问题，比如知识分工导致的壁垒，人类学反感壁垒，科学家进入田野面对原住民，仍然能够对话，就是因为人类学家知道我们所拥有的知识不具备霸权，承认我们的标准是相对的，所以以对话的姿态进入艺术，宗教，法律，等。数字博物馆可以避免几个问题：传统的博物馆保护音乐舞蹈等，是从现场剥离出来，用科学家的一套手段将其变成博物馆的战利品。还有就是专家学者做的文字化保存，写书，本身对文化是一种延续。但是写书本身只是一个理解，即马克思韦伯讲的“理解的社会学”，理解的问题就在于，有可能是单向的。有时不具备对话能力。早期的社会进化论犯的错误就在于，他是理解了别人，但是是用自己的指标去理解的别人，因此就出现主体性问题，漏掉很多问题，比如图形文化。 还有一种商业化趋势，非遗本来是一种精神财富，当将文化资本变成经济资本进行买卖的时候，可能会破坏那个文化。有一批学者认为商业化对濒危文化是一种保护，但是将一个小时的舞蹈压缩成5分钟，为了迎合对该文化没有知觉的消费者的口味做的加工。博物馆，文字，和商业化，是目前存在的对文化保护的手段。非遗现在是有政府背景的，不单是学者行为。这是势在必行，但我们的学科壁垒造成了一些障碍，我们是否能跳出来？我觉得人类学具备了这样的素质，尊重被研究对象的主体性，因此文化部如果能跳出原来的框架，做一个数字博物馆性质的工程，跨学科的协调，有可能做好。
（王建民教授发言中 张占敏 摄） 第一，王建民认为我们需要思考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研究跨学科的统一性和学科的纯洁性的关系问题。如何处理追求学科的学术探讨，和各自研究的学术认同的张力问题。这一问题对于现在国内艺术人类学来说非常重要而且紧迫。有必要进行讨论，看是否兼顾跨学科的统一性，和学科的纯洁性，能否找到一条保持平衡的途径。因此本次研讨会的第一个主题就是学科定位。 第二，王建民还指出， 为了促进艺术人类学领域的发展，我们应当意识到，这不仅是人类学学科的开拓，也是学科不断反思的需要。对艺术如果做一个持续的考察就会发现很多没有的东西现在都出现了，因此本次研讨会将艺术人类学理论和发展的探索作为第二个论题； 第三、王建民认为在具体研究方法方面，我们有很多田野工作的误区，从采风到田野工作，名称的改变不是全部，也该是实在的方法与观念的改变。 接着开始了第一版块的发言和讨论。 第一板块 学科定位（一）上午9：00??10：00 王铭铭主持 翁乃群评议 南京大学王杰教授作了题为《论艺术人类学和审美人类学的关系》的发言。 王杰教授说，从中文学科的角度来研究审美人类学，有很多困惑。 我们主要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的审美文化。这个工作在广西师范大学来说也是比较边缘的，受到不少质疑。因为是跨学科的工作。到了南京大学之后受到的质疑就更重。 美学界的现象，也是很关注艺术人类学和审美人类学的问题。王杰教授对于这两个学科的关系，是这样的看法： 第一，我认为二者是相近程度很大的学科，但也些小的、重要的区别。这主要是在当代学术视野中。在艺术启蒙的阶段二者区别不大。 第二，学科属性应该是人类学，以人类学方法为基本方法的跨学科研究，定位是人类学。王杰教授感觉，二者的发展，学科定位的讨论及重要又不重要。重要是说，方向要明确。二者的定位都是人类学。但在中文系从事这样的研究很难。压力很大，收到质疑不少。主要要讨论的是，艺术人类学在今天的基本问题、研究对象。 第三，文化全球化条件下，地方性审美经验的研究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国际美学学会也将目光转到这个方面来。地方性审美经验是二者共同的研究对象。 第四，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文化中的审美习俗和制度的研究是二者研究的主要问题，包括习俗形成的原因，习俗与其他文化现象的关系，文化结构和表达方式的研究等。希望提升国内这方面的研究。 王教授还提出，有两个概念需要区分那就是艺术和审美这两个概念。他认为二者的的细微区别是： 第一，艺术更侧重于物质形态和技巧属性的研究；审美侧重心理的把握。 第二，艺术是一个从古至今，又漫长历史的，在任何族群和文化中都存在的现象；但是审美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将其独立起来应该是近代以来的事情，与社会化，工业化进程相并行的概念。 第三，艺术侧重于社会性，审美侧重于个体性。审美价值与其他社会价值的断裂是与社会化过程相伴随的现象。 第四，艺术的概念与语境的联系不那么紧密；审美活动的概念与语境的关系更直接。 第五，艺术史的研究是很成熟的学科，可以作为我们社会科学研究的相关学科，有大量可以借鉴；而审美活动就不是一个有历史描述的活动，因为有大量的心理性流动性的因素，和个体的情感和创造性的瞬间表达相联系，比较难进行实证研究。历史上留下来的活态东西比较少。这样来看，二者的研究还是有一定空间和必要的。 王杰教授还谈了他的最后一个观点。他认为艺术人类学当中最大的难题是对艺术活动的创造性以及审美自由的人类学研究。艺术和审美活动最重要的品质，就是创造性和审美自由的境界。这是活态的，流动的，而且和具体语境联系密切的研究，这方面研究相对薄弱，难度也大。我们常规的人类学社会学研究偏重于文化规范性的研究。需要不断探讨的是，怎样得到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去把握不同族群的艺术创造性和审美自由，与有关文化问题。在没有更好的实证性方法的时候，哲学人类学和理论性研究仍然是必要的，有效的。这也是审美人类学和艺术人类学的区别。审美自由的概念在当代文化中是很复杂，混乱，但事实上又是任何文化中很重要的问题。我们是消费文化的时代，审美现象极度泛化，审美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机制的重要手段，审美和艺术还成为了很大的产业。国内文化产业的上市公司排名已经很靠前，在今天的条件下怎么样研究审美自由的真正含义？特别在宗教影响不存在的情况，以及伦理危机很严重的情况下，我们中国一直以来有一个信念，就是认为审美可以取代宗教，可以起到宗教般的精神作用。但是现实中这种理论诉求是不是碰壁了？深入的审美人类学是必要的。我刚从英国回来，感受到一个成功的例子，就是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文化理论研究家伊格尔顿，他这几年重要的转向就是转向人类学，他对爱尔兰文化进行的民族志式的研究相当成功，这几年他在做悲剧研究，也是借用大量人类学的材料和方法，在国际学界引起大量关注，可以给我一些启发。 四川大学的何平教授作了题为《艺术研究和人类学的联袂》的发言 何平教授发言围绕的问题是，二者能否联袂？如何联袂？这条路是否可行？ 联袂的可能性从研究对象开始，即艺术研究。何平教授说，现在的艺术有两个特点：第一是边界消失。 古希腊??18世纪，艺术就是艺术，界限清晰；但到了现代，后现代产生了变化，如1915年，塞尚将自己的尿壶命名为泉，送到博物馆展出，产生很大轰动，04年被评为20世纪最伟大的艺术作品。这时和从前的自由创造，美的原则相比产生了很大变化，这是工厂生产线上加工出来的。把工业现成品，给与一定命名，放到博物馆展出，就变成了最伟大的艺术品。另外，卢浮宫蒙娜丽莎的画作被盗之后，很多人都在那个空白之处注目良久，进行审美。陶渊明弹“无弦琴”；“水中月，镜中花”，《沧浪诗话》、《二十四品》：“羚羊挂角，无计可求”，魏晋玄学时对庄子的有与无之间的关系进行讨论，西方后现代艺术也似乎走向了这样一种境界。 另外一方面，就是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到处都在审美，随时享受艺术，泛化了。神圣的艺术被带有闹剧性的东西替代，还往往成为了最伟大的艺术品，就看谁在闹。艺术学、文艺学，美学等以艺术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就面临了挑战。以前就是以艺术为核心，如毕达哥拉斯的黄金分割率，古典戏剧的三一律；康德提出艺术作为审美，是非功利的功利性，非目的的目的性，让我们知道艺术和生活中的快感、性感等区别在什麽地方。一直到黑格尔，他们建立的庞大体系都是说明如何把艺术和其他区别开来。这也是西方古典哲学透漏出的本质论、决定论，很大程度上艺术是与其他相区别的。而现在，艺术为核心的，就艺术讨论艺术，是无法说清楚的。用艺术理论来解释就面临很多困境。艺术已经情景性，具体性，套用布迪厄的话，是在特定的场域里，艺术品和不同的人之间在不同的时间里建立起了这样一种关系，于是它就成为了审美的对象。没有那种抽象的、本质论的艺术。现在只能以“阿门”的心态来看待艺术本质问题，花腰傣的小调，哼哼唧唧，细声细气，拿来表演的话没有感染力。旅游景区的艺术展演，都是这样的情况，就是在特定场景中与人群建立的一种关系，人们也获得了审美的需求。 人类学到现场，对特定区域的、用描述性民族志方法的一种解读，用学术文本来表达，这对艺术来讲可以说是很有用的工具。人类学对艺术的介入很早了，从泰勒，就对文化定义，哈根也写过《原始艺术》，博厄斯也写过原始艺术。以前的人类学家侧重的是对物，或社会结构、功能这种角度的解读。实证性的书对艺术的解释面临着很多困境，现在人类学已经经历了由科学主义向人文主义的转向，以人观为核心的文化考察，成为了当下人类学的重要走势。个人，自我和情感，才是文化差异的根本层面，文化的根本差异在于一种情感，在不同民族对个人和社会关系的思考中，艺术就是表达情感的重要手段。表达感情时艺术往往成为一种特征性的东西。情感和自己的体验，个人、族群的情感模式。人类学在解读文化间的差异，解读地方性知识，族群文化的时候更多的由外而内，回到人本身。人是什么？人观。人的情感思想。人类学为它对艺术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范式和方法论。人类学是黑洞是的学科，有人类痕迹的地方就有人类学，吸纳各个学科的知识。人类学涉足艺术，就要对相关知识进行掌握，与其他学科联手。 翁乃群评议： 以前研究中也碰到过一些问题，如研究艺术的起源，我们的学界在社会进化论的框架下探讨这一问题，认为艺术起源与劳动，音乐的节奏是跟人的生理有关，如心脏的跳动，呼吸频率等。我想从人类学角度来说，确实现在人类学，毕竟一直在讨论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大家现在界限也很模糊，社会？文化？我认为既然研究人，在人类学的理解当中所有的社会文化都是互相关联的，艺术也是人类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艺术人雷雪为什么发展起来也包括这样的原因。学科的界限实际上很模糊，如果要界限明显的话就不是人类学了。刚才两位报告人都提到，我不用实证研究（科学化，缺乏人文性），喜欢用经验研究。 审美对我来说更困难，因为是哲学的范畴。正如王杰所说，审美偏向心理，艺术偏向物质和技巧。但这个界限也是模糊的，因为当审美产生是非常个人化的，但当其被视为艺术的时候，就像尿壶的问题，活动是个人化的；这又产生了后面很多模仿式的艺术行为，这就形成了跟审美发生关系的东西，审美也有社会性。阳春白雪，下里巴人，下里巴人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可能变成最为流行，最偶影响力的。另一方面，在我的经验里，原生态变成进入到“高雅”艺术，就是指大家都在追求，比赛的分数最高。这些跟社会的变迁，跟全球化，文化的商品化，市场化，都关联在一起。所以这都是可以为我们的艺术人类学的发展开拓很光的场域。但我们也?看到一些问题。在我们的农村教育里，这些是进入不了的。我们的教育是城市化的，农村课堂里可以教流行音乐，但是从情感上来说跟当地文化相当分离。但苗绣，跟日常生活关系密切，却又可以被认为艺术，进大英博物馆的展厅，却进入不了课堂进入不了农村，苗族社会区域里的教育课堂。这也是艺术人类学界限上的模糊性，这些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研究中。实际上谈到艺术审美的过程，也有权力关系。 （王铭铭教授发言中 齐江摄） 王铭铭：艺术人类学学界在观点上还有这有待讨论的地方，比如艺术人类学是否要走审美的路，从纵深去研究什么是美感？美感对于各民族地区是不是共通的？另外，人类学界的何，翁，就强调审美之外的关系，即艺术品和社会相关联的地方。 第二板块 学科定位（二）上午10：15??12：00 主持人 潘 姣 评议人 罗红光 在这一板块中，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李松首先发言。 李主任主要从政府文化工作的角度来谈，就政府在文化上的需求跟大家交换意见。包括工作上的感受听大家发言之后的想法。 他首先谈了政府的文化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民族民间文艺集成的编纂整理，是一个普查开始，目的是对我国的民族民间文化表现形式进行全面收集整理，以文本方式记录下来，包括录音录像，设计了音乐，舞蹈、戏曲、曲艺，民间文学等。进行了大量采风。进入本世纪，就有了顺应国际形势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再后来就有了非遗工程，这些事情一脉相承，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制度或文化构建。在我们参与这些工作当中遇到一些问题。 就集成而言，是本体研究的手段，继承以往的学术传统，进行了人员培训和普查。 进入到非遗工作之后，就发生了很多问题。 第一，是我们艺术学科的基本建设，牵涉到广泛占用资料的学术体系构建的时候，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艺术学术体系构建遇到了很大困难，举例，传统舞蹈怎么分类？舞蹈下面连舞种都没有，如果按艺术人类学的概念分类，首先应该分为仪式性舞蹈，等等。当然还有技术形态上的分类，比如根据道具，也根据民俗观念来分，舞蹈场合；还有一些地域之类的分类方法。总体上诸说并存，没有定论，使得中国传统舞蹈体系建设非常困难。直至到院校教育，艺术学科分类，现代舞，芭蕾舞，古典舞，其实含混不清。借助什么样的学术体系，来解释和标准化我们的文化，在文化构建中发生作用，甚至在我们的标准化教育，比如说院校教育中，能够真正构建自己的文化传统。不光舞蹈，我们的戏曲，曲艺等，都面临这样的问题。 第二，我们谈到非遗保护的时候，目前国家展开的是以名录为主要工作手段的多层保护体系，借鉴了韩国和日本的一些做法，但我们说的分类困惑一直带入到非遗工作当中。非遗保护的终极目标，或者说民族-国家构建的终极目标，是一个文化建设过程。保护的碎片化，表面化，功利化的现象，虽然有生态保护区的概念，目前在做一些尝试，但从理论到方法，到实证研究上，目前还没有很有说服力的案例。从这个角度而言，给学术提出了明确的社会需求，就是我们的艺术研究，文化研究，对文化的分析，解释，对国家的文化建设，文化干涉，有着什么样的意见就非常重要。而且这种意见不光来自于一个学科。 在非遗保护过程中，我们觉得，并没有准确的理论阐述，把文化保护和干涉弄清楚。无论从人类学还是社会学意义上，还是从艺术本体研究的意义上。文化的保护和变迁由谁来决定，判断？文化资本化，商品化的过程当中，很难听到来自学术界的赞扬。可能有政府的政绩表述，有商界的GDP数字，但肯定没有学界的表扬。哪里出了问题？我个人理解，文化人类学完成一个文化解释、分析，但是不涉及文化保护和构建。作为我们的学科，只完成了文化解释和分析，是否还剩一个任务就是批评？有没有说妥当的是什么？还是说这只是一个研究材料，都不要动，应该任由社会的文化变迁。 我们是科研单位，我们依照各学科的学术贡献，来指导我们工作，寄期望于跨学科，主要的诉求就是，怎么解决问题？或者说文化保护就是不必要的，世界范围内对遗产，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是明确和肯定的，尤其是文化人类学的学术体系内，对于该如何去做是很稳定，有着全体认同的？并不是这样。我们去找社会学帮忙？显然有。或者说对艺术本体进行技术描述的时候找艺术本体研究的来帮忙。如果站在人类学的视角上来解决这个问题，谁是我最开始考虑的合伙人？学术无非是一种组织，也是一个社会组织，组织体系怎么构建？靠一本经典，一个人物，一个学会？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看这个学术给社会带来了什么。我们面临的是非遗保护，在很多基本问题被追问的时候，目前学术没有给非常明确的答案。目标有，方法非常缺乏。保护方法的设计就成了非常大的问题。就学术而言，学科的开拓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跨学科交流也是整体学术发展的趋势。没有必要争论从属地位，本来跨学科就是相对模糊的，但一定要清晰，要描述特别细致的界限。非遗工作也止步于对一些东西的综合性考虑，有着本体研究的局限，我们借鉴人类学的方式方法去做一些尝试，试图对文化有更深刻的了解，这是大有帮助的，而且可以做到。但我们还要借助 更多的学科，社会学，甚至经济学，宗教学，有很多。去求助别的学科。就目前而言，对文化遗产的解释和保护时候，经常是片面的，这也是我们能看到的社会的常态。这是学术根源上目前的状态造成的。 人类学对于艺术本体研究带来的相对论，整体观，对文化多样性的判断，对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些基本认识上，是一个很大的帮助。从跨学科的角度说，我们对农村或者社区的文化空间进行文化了解并且试图在文化上有所帮助的时候，就面临基本理论上的一些问题，艺术本体研究的学科合作以前非常密切，就是应该跨学科合作去解决一个问题，而不存在从属的层次。这方面我们也做了一些尝试。第二个考虑是，政府和其他组织还应该发挥什么作用？我们作为文化部的科研单位，是提供跨学科的研究平台。既是为社会服务，也是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我们搞的一些案例，组织的一些项目都是跨学科的，比如现在展开的节日调查。就希望能有跨学科的平台来对一个文化空间进行比较完整的描述，让各学科都能满意的记录和解释。难度很大。我们现在在做戏曲 和音乐舞蹈的调查，跟集成调查非常不一样，我们非常关注其文化生态，希望专家积极参与项目当中，贡献各个学科的力量和知识。 之后，中山大学邓启耀教授作了题为《艺术人类学和视觉文化的跨学科研究》的发言。 邓启耀教授说，艺术人类学有边界，但是模糊，可以与其他学科进行交叉。艺术，和人类学两个方面。艺术人类学有不同分类，按照常规分类，从艺术形式来分，还有其他角度的分类法，如表达符号、功能，结构等。古代艺术，是一个综合的东西，比如一个仪式，同时有音乐，表演，肢体动作，是综合的，不能将其肢解和孤立。 接着邓教授谈了一下人类学与视觉文化的关系。 第一，视觉文化，向外是一种传播；跟哲学、心理学有关的视觉认知，视觉思维，都出现了很多重要的成果。向内，视觉人类学作为人类学，可以跟考古学结合。像都看得到的一些很多的古代图像，以及体质人类学，从四肢学的角度，很多方面都可以做。视觉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研究不单单是视觉史的问题。我们会重视人类发展过程中的文字书写阶段，但往往忽略掉图符文化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是在口传文化和文字形成之前一个很重要的值得研究的阶段。 第二，视觉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的关系，有几个方面比较重要，比如视觉文化，视觉群体，就是人，涉及到人的问题都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个是从族群的概念来说，跟我们成为民族艺术的概念有关系。跟精英有所不同的是，这又是跟民间艺术有关系，因此在学科上形成有意思的东西。另外，史之外的文化书写，我们一直注意的是体制内的主流书写，但是在非文字的，民族当中的历史书写，怎么看待？因此文化的多样性应该包括书写和言说方式的多样性。都是写文化的方式，各有所长。我们说我们识字，有文化，但是当我们深入到别的地区的时候经常就没文化了。人家说，我的历史在上面，你看吧。但是我看不懂，要配合他的史诗，仪式，才知道某个图案是讲什么的。在这个文化里我才发现自己是没文化的。 第三，人类学的四大块，跟语言人类学的关系。第四，跟体质人类学的关系。用视觉人类学。文化的观点来看儿童弱视的问题是很有意思的。最后泛泛谈一点，与其他新兴学科的关系。我到传播与设计学院帮助筹备学院，有三个系，新媒体与影像学系，艺术设计学系，新闻传播学系，这三个系都可以用视觉传播来作为连接点，通过与之接触我感到对于新媒体的东西，比如我们尝试做了数字博物馆，还有做灾后非遗保护工作，就是用技术采集之后可以还原，还可以看到其力度，比如羌笛等等的演奏，就可以看到手指的力度，可以还原成DNA式的东西，就是动作的DNNA，可以进入到其他产业，动漫，博物馆，非遗中心，等。关于对象的问题。我们传统人类学就是关注一个封闭社区，而现在对于城市的视觉人群 ，动漫迷，追星族，艺术家，我一直鼓励我的学生研究，但同时也告诉他们有风险，因为不是传统的田野考察。博客比赛中潜水，发现很有意思。 最后，他说:总而言之，在这样的社会文化和媒介转型中??所谓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就是一个媒介的变化，从而导致新的时代的产生??现在的新媒体会导致新的人群出现，新的传播和观看方式的出现，作为研究来说一定要有跨学科的多样的观察。 第二板块 学科定位（二）上午10：15??12：00 主持人 潘 姣 评议人 罗红光 在这一板块中，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李松首先发言。 李主任主要从政府文化工作的角度来谈，就政府在文化上的需求跟大家交换意见。包括工作上的感受听大家发言之后的想法。 他首先谈了政府的文化工作。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民族民间文艺集成的编纂整理，是一个普查开始，目的是对我国的民族民间文化表现形式进行全面收集整理，以文本方式记录下来，包括录音录像，设计了音乐，舞蹈、戏曲、曲艺，民间文学等。进行了大量采风。进入本世纪，就有了顺应国际形势的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再后来就有了非遗工程，这些事情一脉相承，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制度或文化构建。在我们参与这些工作当中遇到一些问题。 就集成而言，是本体研究的手段，继承以往的学术传统，进行了人员培训和普查。 进入到非遗工作之后，就发生了很多问题。 第一，是我们艺术学科的基本建设，牵涉到广泛占用资料的学术体系构建的时候，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艺术学术体系构建遇到了很大困难，举例，传统舞蹈怎么分类？舞蹈下面连舞种都没有，如果按艺术人类学的概念分类，首先应该分为仪式性舞蹈，等等。当然还有技术形态上的分类，比如根据道具，也根据民俗观念来分，舞蹈场合；还有一些地域之类的分类方法。总体上诸说并存，没有定论，使得中国传统舞蹈体系建设非常困难。直至到院校教育，艺术学科分类，现代舞，芭蕾舞，古典舞，其实含混不清。借助什么样的学术体系，来解释和标准化我们的文化，在文化构建中发生作用，甚至在我们的标准化教育，比如说院校教育中，能够真正构建自己的文化传统。不光舞蹈，我们的戏曲，曲艺等，都面临这样的问题。 第二，我们谈到非遗保护的时候，目前国家展开的是以名录为主要工作手段的多层保护体系，借鉴了韩国和日本的一些做法，但我们说的分类困惑一直带入到非遗工作当中。非遗保护的终极目标，或者说民族-国家构建的终极目标，是一个文化建设过程。保护的碎片化，表面化，功利化的现象，虽然有生态保护区的概念，目前在做一些尝试，但从理论到方法，到实证研究上，目前还没有很有说服力的案例。从这个角度而言，给学术提出了明确的社会需求，就是我们的艺术研究，文化研究，对文化的分析，解释，对国家的文化建设，文化干涉，有着什么样的意见就非常重要。而且这种意见不光来自于一个学科。 在非遗保护过程中，我们觉得，并没有准确的理论阐述，把文化保护和干涉弄清楚。无论从人类学还是社会学意义上，还是从艺术本体研究的意义上。文化的保护和变迁由谁来决定，判断？文化资本化，商品化的过程当中，很难听到来自学术界的赞扬。可能有政府的政绩表述，有商界的GDP数字，但肯定没有学界的表扬。哪里出了问题？我个人理解，文化人类学完成一个文化解释、分析，但是不涉及文化保护和构建。作为我们的学科，只完成了文化解释和分析，是否还剩一个任务就是批评？有没有说妥当的是什么？还是说这只是一个研究材料，都不要动，应该任由社会的文化变迁。 我们是科研单位，我们依照各学科的学术贡献，来指导我们工作，寄期望于跨学科，主要的诉求就是，怎么解决问题？或者说文化保护就是不必要的，世界范围内对遗产，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是明确和肯定的，尤其是文化人类学的学术体系内，对于该如何去做是很稳定，有着全体认同的？并不是这样。我们去找社会学帮忙？显然有。或者说对艺术本体进行技术描述的时候找艺术本体研究的来帮忙。如果站在人类学的视角上来解决这个问题，谁是我最开始考虑的合伙人？学术无非是一种组织，也是一个社会组织，组织体系怎么构建？靠一本经典，一个人物，一个学会？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看这个学术给社会带来了什么。我们面临的是非遗保护，在很多基本问题被追问的时候，目前学术没有给非常明确的答案。目标有，方法非常缺乏。保护方法的设计就成了非常大的问题。就学术而言，学科的开拓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跨学科交流也是整体学术发展的趋势。没有必要争论从属地位，本来跨学科就是相对模糊的，但一定要清晰，要描述特别细致的界限。非遗工作也止步于对一些东西的综合性考虑，有着本体研究的局限，我们借鉴人类学的方式方法去做一些尝试，试图对文化有更深刻的了解，这是大有帮助的，而且可以做到。但我们还要借助 更多的学科，社会学，甚至经济学，宗教学，有很多。去求助别的学科。就目前而言，对文化遗产的解释和保护时候，经常是片面的，这也是我们能看到的社会的常态。这是学术根源上目前的状态造成的。 人类学对于艺术本体研究带来的相对论，整体观，对文化多样性的判断，对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些基本认识上，是一个很大的帮助。从跨学科的角度说，我们对农村或者社区的文化空间进行文化了解并且试图在文化上有所帮助的时候，就面临基本理论上的一些问题，艺术本体研究的学科合作以前非常密切，就是应该跨学科合作去解决一个问题，而不存在从属的层次。这方面我们也做了一些尝试。第二个考虑是，政府和其他组织还应该发挥什么作用？我们作为文化部的科研单位，是提供跨学科的研究平台。既是为社会服务，也是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我们搞的一些案例，组织的一些项目都是跨学科的，比如现在展开的节日调查。就希望能有跨学科的平台来对一个文化空间进行比较完整的描述，让各学科都能满意的记录和解释。难度很大。我们现在在做戏曲 和音乐舞蹈的调查，跟集成调查非常不一样，我们非常关注其文化生态，希望专家积极参与项目当中，贡献各个学科的力量和知识。 之后，中山大学邓启耀教授作了题为《艺术人类学和视觉文化的跨学科研究》的发言。 邓启耀教授说，艺术人类学有边界，但是模糊，可以与其他学科进行交叉。艺术，和人类学两个方面。艺术人类学有不同分类，按照常规分类，从艺术形式来分，还有其他角度的分类法，如表达符号、功能，结构等。古代艺术，是一个综合的东西，比如一个仪式，同时有音乐，表演，肢体动作，是综合的，不能将其肢解和孤立。 接着邓教授谈了一下人类学与视觉文化的关系。 第一，视觉文化，向外是一种传播；跟哲学、心理学有关的视觉认知，视觉思维，都出现了很多重要的成果。向内，视觉人类学作为人类学，可以跟考古学结合。像都看得到的一些很多的古代图像，以及体质人类学，从四肢学的角度，很多方面都可以做。视觉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研究不单单是视觉史的问题。我们会重视人类发展过程中的文字书写阶段，但往往忽略掉图符文化的发展阶段。这一阶段是在口传文化和文字形成之前一个很重要的值得研究的阶段。 第二，视觉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的关系，有几个方面比较重要，比如视觉文化，视觉群体，就是人，涉及到人的问题都是很值得研究的。一个是从族群的概念来说，跟我们成为民族艺术的概念有关系。跟精英有所不同的是，这又是跟民间艺术有关系，因此在学科上形成有意思的东西。另外，史之外的文化书写，我们一直注意的是体制内的主流书写，但是在非文字的，民族当中的历史书写，怎么看待？因此文化的多样性应该包括书写和言说方式的多样性。都是写文化的方式，各有所长。我们说我们识字，有文化，但是当我们深入到别的地区的时候经常就没文化了。人家说，我的历史在上面，你看吧。但是我看不懂，要配合他的史诗，仪式，才知道某个图案是讲什么的。在这个文化里我才发现自己是没文化的。 第三，人类学的四大块，跟语言人类学的关系。第四，跟体质人类学的关系。用视觉人类学。文化的观点来看儿童弱视的问题是很有意思的。最后泛泛谈一点，与其他新兴学科的关系。我到传播与设计学院帮助筹备学院，有三个系，新媒体与影像学系，艺术设计学系，新闻传播学系，这三个系都可以用视觉传播来作为连接点，通过与之接触我感到对于新媒体的东西，比如我们尝试做了数字博物馆，还有做灾后非遗保护工作，就是用技术采集之后可以还原，还可以看到其力度，比如羌笛等等的演奏，就可以看到手指的力度，可以还原成DNA式的东西，就是动作的DNNA，可以进入到其他产业，动漫，博物馆，非遗中心，等。关于对象的问题。我们传统人类学就是关注一个封闭社区，而现在对于城市的视觉人群 ，动漫迷，追星族，艺术家，我一直鼓励我的学生研究，但同时也告诉他们有风险，因为不是传统的田野考察。博客比赛中潜水，发现很有意思。 最后，他说:总而言之，在这样的社会文化和媒介转型中??所谓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就是一个媒介的变化，从而导致新的时代的产生??现在的新媒体会导致新的人群出现，新的传播和观看方式的出现，作为研究来说一定要有跨学科的多样的观察。 中央音乐学院杨民康教授作了题为 《音乐人类学和人类学的关系》的发言。 杨民康教授主要谈的是学科定位的问题。他说，我们的学科跟艺术人类学关系非常密切，但不同点是，民族音乐学（EML）从最早的比较音乐学开始，差不多有100年了。当时谈音乐作为一种艺术来定位是比较容易的。现在谈艺术不好界定，那时候容易、。我们的特点是，学科建立之后才对什么是音乐什么不是音乐，什么是音乐什么是文化来进行讨论的。我想借用我们学科内部的历史问题，从过去怎么谈，现在怎么谈，对艺术人类学的定位有一个参考借鉴。 杨教授说，EML从诞生以来就与人类学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上世纪50年代由于不用学科观念的分化组合而形成了民族学派和音乐学派两大阵营。民族学派有一个主架，及美国eml学者the anthropology of music 这本书里提出，eml通常是由民族学和音乐学这两个不同部分组成，他的任务是并不强调任何一方，而是采用把双方都考虑进去的方法，使其融为一定。这一定义现在还有争论。既然定位在音乐学领域，为什么还是人类学的下属学科？我经过思考认为这一定义还是有其现实意义。下面从民族音乐学和音乐学的关系来谈。 （杨民康教授在会议中 齐江摄） 杨教授指出，EML的研究对象首先是音乐，然后才是音乐以外的因素。这是现在很多eml家都在说的话。退后一步看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由于EML是在西欧诞生的人文学科，在以往高度分化的社会文化背景中，素以西方的专业音乐为依托和主要研究对象，给了研究者一个以音乐切入的视角，但同时也为他们佩戴了一副有色眼镜。或者基本的文化立场。无论研究什么都是从一种艺术的目的出发，忽略其他非艺术功能的潜在可能。 EML最早定位于欧洲，继而提出以下追问：为什么音乐学可以以某种一元化的艺术观和文化审美观屹立欧洲，音乐学为何能够在民族音乐学身上长期发挥影响，使其不仅仍然以音乐或者艺术为建立学科的基点和目标，而且能够使这种影响在后者长期以欧洲与非欧之间的传播过程及研究实践中经久不衰呢？这恐怕与欧洲特有的一元化社会特征，即一个民族构成的民族-国家机制及其广泛的影响力有关。 前两天看到一位学者的文章说，民族-国家是一个欧洲概念，不是一个普适性的概念，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都叫民族国家，比如把中国叫民族-国家，这是概念的混淆。民族-国家是一个民族构成一个国家的国家形态，这是欧洲的典型现象。中国是多民族统一国家，按这个思路讨论，北美算什么类型？作为多种族社会显然也不在民族-国家之列。这一问题对于我们的意义，就是现代人类学来说北美是一个很重要的土壤，作为一个多种族国家产生现代人类学的概念也不是偶然的。根据有关上述关于欧洲社会文化机制的讨论，在一元化的艺术观和文化审美观基础上建立的音乐学学科，只能是在一元化的，一个民族构成的国家??欧洲产生，同时也比较容易在欧洲土壤中长期生存发展。这就是为什么eml在欧洲才能够长期，到现在为止还能以音乐为中心，不太认同北美的观点，是有其一定原因。 另一方面，随着欧洲殖民主义的向外扩张，西方文化的影响力之下，下述以民族国家为社会基础的一元性艺术文化观念也同样向欧洲以外的地区扩散，或者向其他社会文化相似的次文化区域横向移植，诞生在欧洲的eml逐渐传到北美或其他非欧国家之后，欧洲的思想移民，指接受了西方文化观念的非欧人，他们一开始并无成熟的文化观念和明确的思想主见，仅仅着眼于用西方的民族音乐学观念来发展自己的民族音乐研究事业，他们一开始似乎并没有考虑到自己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社会见识，也未顾及音乐学原有的西方音乐文化语境，而是将音乐学原有的特殊视角，包括有色眼镜，几乎原样移植过来。这也有客观原因，就是这些国家开始发展自己的民族音乐事业的初衷是以欧洲音乐为模式，来改造胡更替自己旧有的传统音乐文化，同时发展自己的新音乐文化，而这种目的，同音乐学原有的独特视角和有色眼镜从文化利益上是一致的，没有冲突，因此可以和平共处。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这些国家的学者对自己国家有了多民族国家音乐文化有意识去研究的时候，有一部分本土学者就像前述欧洲学者那样，更多关注本土的高文化。在观念上以民族音乐作为其保存和发展的战略工作口号。与此同时，另外一些具备人类学知识的eml学者，较多的选择和接触多民族国家内部的亚文化群落，无文字社会，部落社会，或主体民族的亚文化单位，比如宗教音乐，流行音乐等。由于他们必须涉及这些文化的整体化或者全分化的状况，种种与原来音乐学传统之间的矛盾和不适随之而来，由不得去对原有的学科思维和方法论进行反思，并企图应用人类学的思维方法来解释和研究多民族音乐文化和亚文化现象。下面将民族音乐学和人类学。 有的学者认为民族志或者人类学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三个时代：一是自发性，随意性时代；一是通过学科规范支撑起科学性的时代；一是反思以科学为自我期许的人类学家的知识生产时代；反思性从以下话语中体现出来：从理论上讲，人类学是一种富有创造性意义的寄生性研究，他通过亲身的民族志调查，获得对异文化的个案认识，并依据这种认识来检验带有民族中心主义色彩的理论。对照旧有的eml理论，这一时期大致处于第二阶段，即有民族中心主义色彩理论内涵的时代。半个世纪以前，在人类学的影响之下，eml引入了主位客位，局内局外，双视角的研究方法，通过人类学这面镜子，把eml中包含的旧有内容定位，归入到局外观的层面；强调eml的研究必须从主位或者局内的角度，概念行为音声三重认知的角度去考察和认识研究对象。这是eml不再是一种单一性层面的旧有学科，而演变为善于在主位客位，局内局外融入跳出，以双视角进行关照的新的学科，从而开始了该学科具有的音乐学和人类学双重属性的新时代。我根据eml研究对象的性质将研究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一、从音乐角度切入的阶段；二、可能作为，也可能不作为音乐来研究的阶段；三、作为文化研究的阶段。第二个阶段很重要，当我们站在局外看音乐之后再从局内的角度看音乐，可能会得到不同的答案。无论怎么研究音乐，最后都要归结到文化哲学观来理解。 杨民康教授的结论是：音乐学或艺术学与人类学存在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前者作为民族国家以及传统文化的产物，而后者则是基于自身的学科立场，对前一类文化从总体上进行批判性反思的产物。现在eml在延续了原有学科基本范围和范围的同时，还接受了人类学的认识论方法及批判性精神，对音乐学传统进行了扬弃。因此，如果说现代人类学以对传统人类学进行批判性反思为标志的话，那么现代eml就是对民族音乐学同时并重的加以继承和批判性反思的产物。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一北美为代表的音乐人类学内部区分为两个趋向，Merriam提出音乐人类学这个概念的时候，其主要目的也是对音乐学进行反思，而音乐学派学者面临这样的挑战，则力图捍卫音乐学的基本方位和某些核心原则，如今两派的观念和方法逐渐达到了互相融合和理解，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新的研究思维和方法的可能。前述将研究对象区分为音乐，音乐与非音乐，文化三阶段，还有按方法论思维方式分为一般方法论，和文化哲学观的两种不同思路。如今中国音乐学学者常常争论的一个问题是，该学科应该以音乐学还是人类学为主要的学科方位？是叫eml合适还是叫aom合适？笔者认为，音乐学给了他来自某种父系的血缘因素，称音乐学为父亲；同时人类学给了他来自母系的姻缘因素，因此称人类学为母亲。无论如何命名都没有错，关键是eml究竟从这两个学科中得到了什么？有人质疑，如果不站在音乐学的立场，是否意味着民族音乐学将迷失自己的学科方位？反过来发问，如果去除了人类学方法及其反思和批判精神，eml究竟还剩下什么？eml和音乐学究竟还剩下什么样的区别？是否还有独立存在的价值？ 评议人：罗红光 三个专家的共性，一个是学科定位，一个是跨学科划分，是带有反思性的时代特征的。音乐舞蹈等艺术在科学主义的强势影响下被肢解了。科学家扮演的角色是什么？社会分工导致了只是分工，但我们要认识到分工造成的另外一些问题，将艺术品放入到博物馆是去其灵魂的。结构主义犯的错误是，将一事向变成符号，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变成深层结构，但是却没有历史，没有变化了。文化就是要变的，就是在面对他者的时候才能产生一种自我意识。跨学科我非常赞同，文化部能不能有这样的思路，就是不要做项目，而是做工程，工程里有美学，有人类学，有艺术，等等。 人类学第一包容，第二允许变化，最重要的是它处理的对象是人为的事实，不是自然事实，因此不能同自然科学办法来处理。这也是为什么有那么多分支学科的出现。首先跨学科我们达成一个共识，还有就是邓教授 提到的数字博物馆的办法，是李松提出问题的一个答案之一。我认为这是可行的，具备一定对话能力，允许很多学科一起来做这件事情。艺术和审美之间有时候会打架，用人类学对话的特征就会有一定的包容性。 他允许现实的文化变化。数字博物馆适应信息化时代，适应软实力建设，适应对话。新时代提出新问题，我们需要新的思维和智慧，当然里面还包含了一些旧问题，比如知识分工导致的壁垒，人类学反感壁垒，科学家进入田野面对原住民，仍然能够对话，就是因为人类学家知道我们所拥有的知识不具备霸权，承认我们的标准是相对的，所以以对话的姿态进入艺术，宗教，法律，等。数字博物馆可以避免几个问题：传统的博物馆保护音乐舞蹈等，是从现场剥离出来，用科学家的一套手段将其变成博物馆的战利品。还有就是专家学者做的文字化保存，写书，本身对文化是一种延续。但是写书本身只是一个理解，即马克思韦伯讲的“理解的社会学”，理解的问题就在于，有可能是单向的。有时不具备对话能力。早期的社会进化论犯的错误就在于，他是理解了别人，但是是用自己的指标去理解的别人，因此就出现主体性问题，漏掉很多问题，比如图形文化。 还有一种商业化趋势，非遗本来是一种精神财富，当将文化资本变成经济资本进行买卖的时候，可能会破坏那个文化。有一批学者认为商业化对濒危文化是一种保护，但是将一个小时的舞蹈压缩成5分钟，为了迎合对该文化没有知觉的消费者的口味做的加工。博物馆，文字，和商业化，是目前存在的对文化保护的手段。非遗现在是有政府背景的，不单是学者行为。这是势在必行，但我们的学科壁垒造成了一些障碍，我们是否能跳出来？我觉得人类学具备了这样的素质，尊重被研究对象的主体性，因此文化部如果能跳出原来的框架，做一个数字博物馆性质的工程，跨学科的协调，有可能做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