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hlman, Philip V. 1988. “Traditional Music and Cultural Identity: Persistent Paradigm in the History of Ethnomusicology.” Yearbook for Traditional Music 20: 26-42.
“传统音乐和文化认同：民族音乐学历史中的一般范式”
主讲者：吴艳 专业：民族音乐学
作者简介：
菲利普·波尔曼（Philip V. Bohlman）1952年出生，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早期的研究集中于19世纪早期巴勒斯坦犹太移民的音乐活动，后来倾向于民族志批评、维也纳以及欧洲中心地区的流行宗教、街头和民间音乐的收集，此外还研究美国的移民音乐和种族民间音乐以及民族音乐学的思想史。作者是《口传音乐》 （oral traditions of music）期刊的主编以及《芝加哥民族音乐学研究》期刊的副主编（主编是内特尔）。
——资料来源于《新格鲁夫辞典》Philip v. Bohlman词条
相关背景：
l 这篇文章是波尔曼在国际传统音乐学会第29届年会宣讲稿的基础上修改完成。
——资料来源于本文NOTE 1
l ICTM（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Traditional Music)
该组织于1947年9月22日创建于英国伦敦，原称“国际民间音乐学会”（The International Folk Music Council）。它是以研究、实践和保存音乐以及舞蹈和其它表演艺术为目的国际性组织。第一次会议有28个国家参加。1981年，秘书处（secretariat）迁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并改名为ICTM。
——资料来源于《新格鲁夫辞典》 ICTM词条
文章结构：
一、重新界定民族音乐学的理论史（intellectual history）
二、民族音乐学的历史结构 （Historical Structures）
三、传统音乐和文化认同的并置范式(Paradigmatic Juxtaposition)
四、范式转折和学科构成的基本周期(Fundamental Periods)
1、18世纪：民族音乐学在改革精神（progressive spirit）中确立
2、19世纪下半叶：民族音乐学和音乐科学的进化论思想
3、20世纪初：比较音乐学和文化圈（Kulturkreislehre）的比较主义（comparativism）
4、20世纪下半叶：人类学以及当代民族音乐学（modern ethnomusicology）的形成
五、最后一个并置：过去和现在
具体内容陈述：
一、重新界定民族音乐学的理论史（intellectual history）
笔者根据内容将这部分主要归纳为五点：文章开始的引言、论文的内容和目
的、以往研究存在的问题、范式、并置。
1、引言
l 从国际传统音乐学会的刊物《传统音乐年鉴》里的文章可看出，ICTM这40年主要针对全世界的传统音乐进行研究，现在民族音乐学思想史需要重新反思和重新界定。
l 1987年ICTM年会在柏林（建都750年）举行，此次大会主要对过去的研究进行全面的回顾。
l 这种回顾不是对国际传统音乐学会40年成就简单地介绍或炫耀，而目的是参照过去从而对现在和将来进行重新审视。通过将过去与现在进行对比和并置，从而促使民族音乐学者对全世界音乐的研究和理解。
2、论文的内容和目的
文章对民族音乐学的起点（departure）和终点(arrival)进行当前的反思。也就是说，将通过对学科思想史的回顾，从而思索其变化的原因以及思索过去的历史在界定现在起着重要作用的原因。确实，对过去的关注可以识别当前的方向，通过形成新观念和新概念以获得我们对当前学科的理解。
民族音乐学者的反思——对过去重新界定——成为一个新的视角。
3、以往研究存在的问题
在柏林举行ICTM第40届年会（柏林建都750年），往往这样的年会能引起参与者的思考。在过去的40年里，民族音乐学者的观念尚未成熟，某种程度上现在依然是不成熟的现状。这也许由于我们自身对材料的收集方法上具有某种偏向性而导致的，比如田野工作、民族志、记谱甚至分类法都带有我们个人的观念，在音乐材料的选择上也带有个人的决策。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原因导致民族音乐学者完全投入对当前的研究而回避学科的过去。因为早期一些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是建立在一些受到质疑的材料和分析上。
4、范式
（作者在文中提到范式的概念来源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中，笔者补充如下）
l 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是从科学史的视角探讨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的本质，第一次提出了范式理论以及不可通约性、学术共同体、常态、危机等概念。
l “一个范式就是一个公认的模型或模式（Pattern）,在这一意义上，在我找不出更好的词汇的情况下，使用“Paradigm”(范式)一词似颇合适。”他有时又把它称为“学科基质”（disciplinarymatrix）。（资料来源于《科学革命的结构》金五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
l 波尔曼借用了这一自然科学领域里常用的词“Paradigm”(范式)。他认为坚持某一范式会形成一个共同体（unity）。“范式”代表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手段等总体。
5、并置
波尔曼提出民族音乐学的范式是与众不同的，因为它由两个部分组成，其一关注音乐本身，其二将音乐放置于其他文化活动中。我特别关注这两个组成部分，因此选择“传统音乐和文化认同”为题作为ICTM第40届年会的宣讲论文，进一步强调这个范式的两个组成部分是因为它们两者间不断交融，从而并置和结合民族音乐学的活动。对民族音乐学过去的重新界定揭示出一个扩展的、统一的与学科历史保持一致的历史。
二、民族音乐学的历史结构 （Historical Structures）
笔者将其归纳为三个主要内容：早期民族音乐学的研究特点、民族音乐学范
式发展的三个阶段、传统音乐和文化认同。
1、早期民族音乐学的研究特点
传统音乐和文化认同促进民族音乐学进一步发展，但是在形成这个范式之前，音乐与文化的研究是处于分割的状态，例如早期传教士和旅行者对非欧洲音乐的记录，某些较为体系化的研究领域诸如乐器学同样视非西方乐器作为一种科学资料，只是用于对世界范围知识的一种扩充。因此，早期对于非西方音乐的研究缺乏文化认同观念，他们不能提供并置方法（juxtaposition）从而形成范式（paradigm）。
所以说民族音乐学在基础理论方面是欠缺的，早期的传统音乐研究很少与时间、变迁和文化结构相联系。甚至可能有人提出早期的这些研究将音乐的传统性减弱。
2、民族音乐学范式发展的三个阶段
¡ 第一阶段：新资料——象征音乐或文化的符号（new data——the symbols that represent both music and culture）。这些资料可以从田野工作中获得，也可以用一种新的方法对已有材料的分析而获得。
¡ 第二阶段：对新资料的质疑。一方面是补入大量的缺陷，另一方面是纠正以前的错误。
¡ 第三阶段：为了解释新资料形成新的理论。这一阶段非常重要，资料不仅仅是资料本身，而是与理论相联系的。这些资料是在一些理论中被赋予意义。用于解释资料的理论能力扩展，反过来也促进研究领域本身的扩展。
3、传统音乐和文化认同
¡ 在民族音乐学历史中尤为重要的是根据传统音乐与文化认同之间的并置关系建立一种概念化的网状结构或模式。这个网状结构提供一种如何整理资料并加以比较从而快速构建理论的方法。通过以上所说的三个阶段以形成一个新的范式。
¡ 在民族音乐学早期阶段，有可能会有一个或两个阶段，但是没有发展到第三个阶段。简而言之，概念化的网状结构于18世纪成型并成为民族音乐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基础，即范式的形成、发展、批评和废弃。
¡ 民族音乐学起初之所以作为一个科学的领域是因为将传统音乐和文化认同结合在一个概念化网状结构内。当这个网状结构演变成模式用以检验新的民族音乐学资料和理论，这个领域的历史就变得统一。而且这个网状结构能够让学者们认识并利用新的范式——支持或反对——形成分析资料及其意义的一般方法。
三、传统音乐和文化认同的并置范式(Paradigmatic Juxtaposition)
我认为有必要对民族音乐学历史重新审视，传统音乐和文化认同从本质上说是不同的，民族音乐学者将两者结合作为一个标准的研究程序。在历史学观点看来，传统音乐描述了某些资料，这些不连续的材料本身可以用于分析。然而，传统音乐可以通过它自身加以理解，文化认同则并不是仅仅通过它自身，而是在与外部其他因素之间的联系中获得它的意义。我所说的范式并置主要是指历史性的，我用这个学科的历史来界定学科自身，来界定民族音乐学者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经过的历程。
组合成一个完整学科的四个方面：文献资料和文献收集、理论视野、机
制的改变（institutional change）、对话的媒介（forums for discourse）。
1、文献资料和文献收集
文献收集在每个阶段看上去似乎都没有什么改变，但实际上民族音乐学历史的关键转折就是对“资料是什么以及如何解释资料”等问题的反思。早期一些民间歌曲的收集者不关注音乐，他们认为歌曲的特征存在于它的文本（text）中。Arnim、Brentano和Frances James对民间歌曲的收集今天看来很不全面。
技术在其中扮演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如在19世纪末田野录音刚刚开始，而最近几年录像设备对田野调查产生了巨大的改变。
2、理论视野
关键的历史转折也体现在民族音乐学理论视野的开阔上。当代思想往往会引起新的并置，如“根据行为本身”（ipso facto）这个观念引起了一些新的范式。
这些不断开阔的视野在民族音乐学中扮演了尤为根本的角色，因为这些能够引起其他领域理论和方法的改变。如在文章后面将说明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和进化论(evolutionary theory)对于民族音乐学历史的关键转折时期的深刻影响。
3、机制的改变（institutional change）
这里所说的机制是指一个正式的、科学的组织或者研究相同问题的一群学者。机制事实上是科学的上层结构（scientific superstructure）里最有延展性和最不稳定的领域，因为只要出现显著的重新调整就会形成一个新的机制。比如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学科转折期间就出现了国际民间音乐学会和民族音乐学学会的成立。
4、对话的媒介（forums for discourse）
在学科转折期间必然在理论交流方面有新的发展，这时就需要一个新的媒介。在民族音乐学历史的每个转折时期都会有新的期刊出现或者一类新的著作形成。这些媒介提供资料和理论交流的平台，从本质上加强了民族音乐学学科的统一。这些用于对话的媒介从不同方式上强调传统音乐和文化认同，他们毫无疑问地使并置得以拓宽和规范化，在由理论转向范式中也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四、范式转折和学科构成的基本周期(Fundamental Periods)
为了看出一个连续的思想史，我尝试去确定和描述传统音乐和文化认同的并置带来的最根本变化的时间段。这些时间段就是民族音乐学发展的里程碑。在这里我将民族音乐学的历史划分为四个重要的时间段。当然这四个阶段也不是不可置疑的权威的划分。我的目的是寻找一个合理的模式以包含整个民族音乐学的历史，而不是试图用一个模式代替其他模式。这四个时期系统地呈现过去200多年的历史。
1、18世纪：民族音乐学在改革精神（progressive spirit）中确立
18世纪启蒙运动孕育着民族音乐学学科的产生。启蒙运动思想使很多学科得以产生新的观念。比如说人类学和音乐史学在18世纪得到充分的发展，民族音乐学吸取那些姊妹学科同样的资源以获得学科的发展。
其中对民族音乐学最深刻的影响是一个新的概念即“他者”的提出（费边 1983）。“他者”不仅仅只是那些犹太-基督教徒和地中海周围的人们，而是指具有不同历史和不同文化的对象，因此音乐在“他者”文化里具有欧洲所知以外的并且与欧洲不同的功能。
在18世纪末，为了分析他者音乐并理解音乐的意义和功能，民族音乐学者忙于进行大量而广泛的文化分析。如英国驻加尔各答的法官琼斯(William Jones)所著《论印度音乐的调式》(1784)；长年在北京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钱德明(J.M. Amiot)在其《中国音乐古今录》(1779)中提出中国音乐同其他文化的音乐一样复杂，且历史悠久远远超过西方，能产生这样一种音乐的文化是优于欧洲的。
钱德明和琼斯等人通过客观地观察“他者”的音乐来重新审视欧洲自己的音乐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这样便导致比较研究的方法，加固了民族音乐学研究他者的基础。（预示了下一世纪末比较音乐学的诞生。因此可以说是启蒙运动孕育了这一学科。）
在新的对话媒介方面可看出强调的新理论方向。作为音乐写作的一个类型的音乐史学研究在18世纪后半叶已经扩展到对非西方社会的研究；同样在机制改变方面也有所体现，音乐史在大学里占重要地位，伴随着殖民扩张出现非西方文化研究的机构；我们还看到大规模的、成体系的对于民间歌曲的资料收集工作。
对于非西方音乐的研究中，如《中国音乐古今录》是在多年的田野工作基础上，系统地对音乐文化的各方面进行考察。这位长年在北京的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对中国音乐进行了客观的、明晰的、不带感情色彩地研究。
在后来的非西方音乐研究的学者中，法国人维奥多(Guillaume Villoteau)对埃及音乐的研究再次说明了受启蒙运动影响下民族音乐学对“他者”研究的根本转变。
在民族音乐学早期历史中将传统音乐和文化认同结合最好的例子莫过于赫尔德（J.G. Herder）。他着重于对德国民谣的研究。Lied(德国的一种民谣歌曲)表现传统音乐和民族文化的关系，表现出文化认同。
赫尔德（J.G. Herder）认为，民谣的音乐意义和文化意义上非常复杂的，而将它们并置研究就更加复杂。比如说，语言在民族和Lied民谣中占据重要的角色，也就是说，从语言中可以识别出不同的类型，同时体现出不同的文化认同。
此外，他认为民间歌曲是一个特殊的实体，它反映出社会结构和社会传统。民谣的内在里蕴含着起源、音乐、语言和文化本身的概念。因此对于民间歌曲的研究能够概述和区分某种文化认同。
此后，民谣研究形成了一个新的范式、一个理论构建和一些理论争论。在赫尔德的创造这个范式之后，有大量对于这个范式合理性的争论。不仅导致19世纪出现对于民间歌曲资料的大量收集，而且对于民间歌曲的文化认同的观念得以确定。非西方音乐在（西方）音乐史学中占有了一定的地位，而在此之前非西方音乐不予以研究。如在钱德明、福柯尔对中国音乐研究中可看出在历史的框架中解释东方音乐，这是预示了19世纪黑格尔（Hegel）所呼吁的建构全球音乐史的格局。这个模式无论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我认为都融合了非西方音乐的研究，从而弥补了音乐史的缺失。深入对非西方民间音乐的调查从而产生了一系列专著。18世纪后半叶无疑创造了一个研究非西方音乐和文化的科学上层结构，一直持续到19世纪，直至民族音乐学历史第二个时期的到来。
2、19世纪下半叶：民族音乐学和音乐科学的进化论思想
19世纪后半叶，尤其在19世纪80年代，在民族音乐学思想上再次出现新的思潮。民族音乐学直接受到很多理论的影响，尤其是受到进化论的影响。
在前文所说的四个方面都体现出传统音乐和文化认同上的变化。便携式录音设备成为一种体验和保存传统音乐的新方式。1885年《音乐学季刊》的创办标志着一个新的对话媒介的成立；当然机制也就迅速改变，大量东方学研究出现，民族机构派出的远征队遍布全世界，大学里也大量进行这些音乐研究。
在18世纪末的背景（进化论）下，音乐研究的进化论模式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传统音乐和文化认同两方面都体现出进化论趋向。在19世纪末对于民族音乐学者来说，音乐成为一个特殊的资料类型。这在埃利斯（1885）的著作里明显体现出来，还在斯通普夫和其他那些将传统音乐看作一种新的社会科学资料，尤其看作心理学意义的解译工具之类的著作里体现出来。
在进化论运用最好的例子是瓦拉谢克（Wallaschek）的《原始音乐》（1970），直接受斯宾塞（Spencer）的影响，而斯宾塞是受达尔文进化论影响，尤其是《人类起源》的第二卷。
在柏林和维也纳建立的音响档案馆，世界博览会和国际博览会试图收集全世界的音乐家和乐器，甚至试图复制爪哇加美兰音乐和非洲鼓演奏。当然，这些都为下一个时间段——比较音乐学打下基础。
3、20世纪初：比较音乐学和文化圈（Kulturkreislehre）的比较主义（comparativism）
比较音乐学是民族音乐学历史转折期中最为保守变化的阶段。我之所以用“保守变化”这样一个矛盾的词是因为20世纪初是一个思想重新界定的时期，这些都影响着民族音乐学的理论思考。继长时期进化论思想的影响，比较音乐学形成了一些对于传统音乐和文化认同的不同方法。这些都建立在比较法的基础上。比较法精确地确定如何使用资料、什么是真正科学的资料，因此表现出比较的过程。从文化认同的角度看，进化论用于揭示不同的传播模式，并创造一个普遍音乐史模式。
在对民族音乐学的历史界定时，比较音乐学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角色，因为很多范式的争论都集中在比较法上。
一些学者尤其支持将历史的先后作为文化认同的工具，那么比较法就是一个聚集点；传统音乐的共时性分析仍然使用比较法，如风格和类型的跨文化研究。另一类学者则怀疑比较法研究，认为比较法对比较音乐学是有害的，原因是不能将传统音乐和文化认同进行合理的并置。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在民族音乐学的争论是尖锐的，也正因为如此，于是下一个时期（建构当代民族音乐学the modern field of ethnomusicology）的到来。
4、20世纪下半叶：人类学以及当代民族音乐学（modern ethnomusicology）的形成
在二十世纪四五年代末反对比较音乐学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正因为这样以至于很难界定准确的转折时间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肯定对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实证主义、“文化圈”对于一个普遍的历史趋势的研究地位已经渐渐失去主导地位。对于传统音乐研究的新观念反映出了一个对于更为平等的国际主义的新要求。这点我们可以从国际民间音乐学会(IFMC)和国际民间音乐学会期刊中看出研究已经包含了尽可能多的国家的民间音乐，有人还说显现出新的政治认同。在二十世纪四五年代末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改变出现不同的趋向，但是都存在着明显拓宽传统音乐和重新界定以前方式从而归结和描述文化认同。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沃尔夫冈·施泰尼茨（Wolfgang Steinitz）对《采集德国民间音乐》研究为例。
民族音乐学的科学上层结构的所有方面在1950s发生了巨大的转型。机制的改变存在于所有民族音乐学研究领域。受人类学理论构架的影响，民族音乐学也发生巨大的转型。人类学者认为比较法在比较音乐学是不可能有效实施的，因为其缺乏充足的可比较的资料，并且因为没有充分深入到文化认同中去考察从而会产生误读。在北美受人类学的影响最大，以至于音乐学机制的改变，因为人类学者认为一个对于文化认同的新的并置只有通过一个新的范式。孔斯特1950年提出“民族音乐学”（musikalische volkerkunde），如今仍然有很多学者对它的学科目的和理论方法争论不休。
1950s产生越来越多的精确的理论，其中大部分集中于讨论学科本身，寻找对话的媒介，如在国际民间音乐学会（IFMC）期刊和民族音乐学会(SEM)期刊中可以体现。这些期刊成为检验学科本身的研究范式的地方。在文献和资料收集上，越来越呈现国际化趋势。技术的进步使得资料的收集越来越全面化。民族音乐学者关注对传统音乐资料的广泛收集，这种广泛可以揭示文化认同的新模式。1950s的新范式确实使得民族音乐学者进行田野工作并对资料进行细致的考察。
当代民族音乐学实际上是将传统音乐和文化认同进行不间断的并置。这样做以至于学科建立在一种并置基础上，这种并置也就是我要提倡作为民族音乐学的基础。传统音乐或文化认同两方面不能进行割裂的研究。这种并置是学生准备进入民族音乐学以及写论文或专著的方式。每一个民族音乐学的现代机构都有一个储存资料的档案馆，职员和学生可以进行查询和研究，因此档案馆必然成为理论研究的中心地点。然而民族音乐学者也许还有其他身份，如音乐学者、人类学者、民俗学者等，这些人由于将传统音乐和文化认同并置而具有相同的身份。
五、最后一个并置：过去和现在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历史反思的进程作为一个专注点，将这种历史的反思看作是民族音乐学所固有的。从我所呈现的历史的轮廓可以看出，民族音乐学者拥有一个巨大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持续至今。这个学科与改革危机、理论形成和更新范式息息相关。
我们现在处在民族音乐学的一个转折时刻吗？如果是的，那么我们可以准确地观察和描述当前的范式吗？如果这些问题在此刻提出过分浮夸的话，如果这些问题起到负面影响的话，我感到抱歉。对于当前民族音乐学关注和活动的四个方面上层结构进行分析，问题也许就不那么特别难了。但是由于缺乏历史的维度，要进行一定程度的推测。
民族音乐学看上去似乎进入了一个将过去和现在并置的历史时期，并产生了丰富的成果。这个并置与将传统音乐和文化并置一样在民族音乐学历史上起着范式的功能。我认为我们正处于一个转折时期，过去成为传统音乐研究和解释的源泉。现在提供了一个同以往不一样的理解文化认同的方式。历史的反思试图重新解释过去，重新界定民族音乐学的思想史，例如对于现在的重要争论也出自这个范式。如果民族音乐学从18世纪中叶开始具有连续性，那么对于过去的重新界定将解释对于传统音乐和文化认同的更为复杂的方式，这种传统音乐和文化认同的互动体现了民族音乐学的现在。
课堂讨论部分：
曹老师：你对文章的评价？
吴艳：从论文的结构上看，第一个标题的重新界定民族音乐学的理论史在我看来可以就是一个引言，介绍了文章涉及的概念如范式、并置；第二个标题民族音乐学的历史结构就是指如何形成范式，因为这个部分主要说的就是范式形成的三个阶段；第三个标题传统音乐和文化认同的并置范式其实就是体现范式不同的四个方面文献资料和文献收集、理论视野、机制的改变、对话的媒介；第四个标题范式转折和学科构成的基本周期实质就是按照上面提到的四个方面的不同所做的一个历史划分；最后就是提到现在是不是正处在一个转折期间。
曹老师：为什么要重新界定？怎么样重新界定？
吴艳：重新界定的依据是根据当时大的思想背景，如进化论、启蒙运动。这和我们平时了解的划分阶段（即殖民主义时期、比较音乐学时期和民族音乐学时期）所不同的是将比较音乐学时期又划分为进化论和比较主义。
曹老师：仍是，为什么要重新界定？
吴艳：他是要提出文化与并置这些概念？
潘妍娜：他是不是要强调不偏文化也不偏音乐？
徐欣：他说为了提出后来新的并置。
曹老师：那么将并置的结果是什么？
徐欣：一个统一体
潘妍娜：一个网状
曹老师：这和吴艳说的一般历史划分有什么不同？其实是站的角度不同，内容就变质了，变成什么呢？
徐欣：共时和历时？
曹老师：以往对民族音乐学学科历史的概念是把它与之前的比较音乐学/音乐学看成两个分开的阶段。
吴艳：哦，他现在的是一个连续的共同体
曹老师：是一个连续的共同体，是从18世纪以来的连续，是希望学科（北美学界）不要再用分裂的眼光来看民族音乐学的历史，认为从早期的源头到现在都是民族音乐学，是个延续体。作者从这个视角出发，描述学科里的所谓音乐和文化的演变过程，是一体里面的东西。美国的民族音乐学为了要显示自己的独特性，往往刻意与欧洲音乐学的传统区别，Bohlman显示的是对学科历史的广阔视野。
徐欣：你刚刚提及一个新的范式，我没有看到这点。
吴艳：这里所说的就是通过文章提到的三个阶段即新资料、对新资料的质疑、为了解释新资料形成新的理论而形成一个新范式。
潘妍娜：题目中是传统音乐，会议也是传统音乐年会，我想问的是在欧洲，民族音乐学和传统音乐学就是一回事？
吴艳：民族音乐学在当时已经将研究对象扩大化，但是还是侧重于异文化的研究。
徐欣：他所说的tradition music和并置其实就是两个方面：音乐和文化，这是民族音乐学的两个点，tradition music就是音乐，文化并置就是指文化。
潘妍娜：我也同意你的观点，但他为什么选择传统音乐说法，是因为参加这个传统音乐年会吗？
曹老师：这个问题其实是作者用词的问题，因为他把tradition music等同于音乐体系本身。实际上讲的就是music and culture。
潘妍娜：你把（identity）翻译成文化认同合不合适？是不是翻译成身份或者性质更好一点？因为认同是后现代里使用较多的一个词。
曹老师：现在一般都翻译成文化认同。
潘妍娜：这词是后现代的时候才出现还是以前就用这个词？
曹老师：identity是人类学和民族音乐学一直关注的。
潘妍娜：你翻译的是国际民间音乐学会是？
吴艳：一个是IFMC国际民间音乐学会，一个是ICTM国际传统音乐学会，是一个东西，只是称呼不同，IFMC在前，ICTM在后。
曹老师：命名为folk是因为当时的会员大多是民俗学的研究者，包括音乐和舞蹈。后来觉得这个字眼太狭窄，改名为传统音乐。
秦思：我有一个建议就是范式危机可以翻译为范式转折点。
季婕颖：范式这个不知道中文的解释是什么？可不可以理解为一种模式？
吴艳：有关这个问题在《科学革命的结构》里说了作者为什么另取一个“范式”的名称以区别于模式。作者说范式是不可重复的。
秦思：文章中18世纪直接跳到19世纪下半叶，那19世纪上半叶呢？
曹老师：这是那个时期出现了学刊和阿德勒的那篇文章。
吴艳：这也是我刚刚提出的那个疑问，一般看来，进化论就是一种比较，构建先后发展、确立落后与先进，从而都划分到比较主义时期。
徐欣：想请吴艳再给我们总结一下这文章到底说了什么？
吴艳：我觉得很简单，刚刚也提到一个连续的统一体，那么是怎么连续起来的，作者既划分了历史阶段，但又提出在一个共同体范围内。你觉得模糊可能是因为文章中涉及的“范式”、“并置”这些概念导致的。实质就是通过范式的不同划分为四个阶段。
曹老师：音乐与文化作为一个并置，在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paradigm。
吴艳：这个不同的paradigm又体现在不同的四个方面（机制等），文章重点就这三点内容。
曹老师：并置就是音乐同文化，这个并置在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paradigm，那么怎么看这些paradigm？
吴艳：四个方面。
徐欣：文章提到的并置是没有变化的。
曹老师：文章中提到三样东西（注：新资料、对新资料的质疑、为了解释新资料形成新的理论）。
陈晨：你（吴艳）说的是每个阶段都有一个范式，而我们觉得是整个是一个范式。
曹老师： 把音乐和文化当作一个大的框架，可以。但是在不同时间段又有paradigm change，在大框架的里面有所改变，或者偏重，或者倾向。这有点像我所用的“定（固定）和活（非固定）”的概念，固定的是音乐与文化，但是又在变化。
作者没有两分的观念，而是一个大的学科。通过收集资料、整理资料、解释资料来解释学科视野。
文章的构思是很简单的，将收集资料、整理资料、解释资料的一般程序配合四个重要的现象，即对资料的收集整理、理论思潮、学科或机制的设立、学者之间对话机制，这些都是看学科发展的几个重要方面，从这个角度划分四个历史阶段。
以下是曹老师对文章的点评：
Bohlman的这篇文章，和其他回顾学科历史的文章不同的地方是，文章没有把学科对“音乐体系”的研究与“文化中的音乐”的研究视为学科历史阶段的两分——把前者视为学科抛弃了的过去，而是把两者视为学科在同一个历史框架内的延续，用收集资料，梳理资料，解译资料这个一般程序来解释学科视野的扩展。
Structure of the Article
1. History of Ethnomusicology 【其实是“前言”】
2. Historical Structures in Ethnomusicology
3. Juxtaposition of Music and Culture
l Four significant historical moments in the field: documentation and data-gathering; response of theory to expansive ideas; Institutional change; forums for discourse
4. The Fundamental Critical Periods of Discipline Formation
l The 18th Century: Establishment of Ethnomusicology
l The Second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Ethnomusicology and Evolution among the Musical Sciences
l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omparativism in Vergleichende Musikwissenschaft and Kulturkreislehre
l The Second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thropology and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Ethnomusicology
5. Conclusion: Past and Present
简化以上，文章的结构可以用以下图示表明：
音乐 ————-------————————文化
收集 ————梳理资料————解译资料
重要现象：（1）资料的收集、梳理；（2）理论思潮；（3）学科设立；
（4）对话机制
重要时刻：18世纪（形成）；19世纪（音乐学/比较音乐学）；20世纪初期 （对“比较”的争议）；20世纪50年代（人类学的介入和民族音乐学【北美】）
曹老师希望同学注意文章的以下段落：
1. History of Ethnomusicology
p. 26
…this volume of the Yearbook for Traditional Music celebrate[s] the first forty years of the ICTM…they evoke a mood of reflection and reexamination of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ethnomusicology. …ICTM paused in 1987 to call attention to its achievements with a grand commemoration in Berlin, 【对欧洲柏林学派传统的确认】itself taking stock of a 750-year history. But the reflective mood…was not simply a matter of panegyrizing the past; rather, it seemed equally concerned with reexamining the present and future in light of that past….
In this article I shall be …looking at …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field – and speculating about some of its motivations, some of the reasons that the past has come to play such an important role in assessing the present. … Ethnomusicology’s reflective mood, then, may well be signaling a new look at the future with its refined assessment of the past.
【文章的目的：回顾和反思民族音乐学的历史过去，站在现在展望将来】
p. 27
Preoccupation with the present has other consequences…which… produce a somewhat ahistorical conceptualization of the history of ethnomusicology, 【过于着眼在现在（作者指的是北美民族音乐学）的后果形成一个对学科缺乏历史概念的认知 】one I find immanent in the mood of reflection pervading the ICTM at this time…. This conceptualization 【即“this present paper”】will attempt to shed light on what I believe is unity in the history of the field, 【“unity”指的是“音乐”与“文化”作为学科的研究整体；北美成立学科后，这两者往往给一些学者混淆为“音乐”= 体系本身 = 欧洲比较音乐学或音乐学 = 过去 = 否定；“文化” = 民族音乐学（北美）= 现在 = 正确! 这是北美的偏见，我们无须做他们的“传声筒”！】a unity that initially takes shape in the 18th century and continues to inform the field as a whole today. This unity results from the persistence of …paradigms…. Paradigms in ethnomusicology are, I believe, distinctive because of the two components they combine, one focusing on music itself, the other situating music within other cultural activities…: traditional music and cultural identity…. these themes when considered as companions in the same intellectual history. 【两者在一个学科的历史框架内考虑】Further underscoring the importance of these two paradigmatic components in the history of the field, therefore, is their continual appearance together, thereby juxtaposing and coupling basic ethnomusicological activities. 【“音乐”和“文化”的并置和融合是学科发展史中的两大因素。】【作者又称之为“traditional music”和“cultural identity”】 This reconceptualization of ethnomusicology’s past, I would submit, reveals a history at once more expansive, more unified, and more consistent with the field’s history as it is presently unfolding. 【这个对学科过去的二度认知所显示的是一个更宽广、更一体、更协调的学科历史。】
pp. 27-28
Both concepts 【音乐、文化】can exist separately and did so during a period of proto-ethnomusicology…these early considerations of traditional music【音乐体系】 fail to explore cultural identity in systematic ways… they do not provide the juxtaposition necessary for the formation of paradigms. …such early works rarely exhibits connections to time, change, or the structure of individual cultures; one might even say that these works give us traditional music minus the tradition. Once the juxtaposition of the two paradigmatic components 【仍是指音乐、文化】 occurs, however, there emerges a historical impulse, which comes to characterize individual cultures and the discipline that interprets their music. 【学科的历史发展动力是建立在把音乐、文化视为双重根本因素的基础上】
2. Historical Structures in Ethnomusicology
p. 28
Three basic stages characterize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paradigms in ethnomusicology. …new data…result from the conscious engagement in fieldwork, …new methods for analyzing existing collections…. new data or observations challenge existing ways of thinking about existing data, either by filling in quantitative lacunae or rectifying previous errors… the need to account for new data, new theory comes into play. Important in this proces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is that both the data and the theories explaining them change; data are not simply data, but are inexorably linked to those theories that give them meaning. …During ethnomusicology’s inchoate prehistory it is frequently possible to find one or several of these stages, but not all three. …The inception of ethnomusicology as a scientific field was thus coeval with the first efforts to couple traditional music and cultural identity within a conceptual network. As this network became the template for examining new ethnomusicological data and theory, so did the history of the field become fundamentally unified. …The early ethnomusicologists…wrote for other ethnomusicologists, or at least for others sharing an interest in the musics of the world, and the subject of this shared discourse was traditional music itself. …This historical impetus for ethnomusicology is clearly evident for the first time in the 18th century, when data and theory, crystallizing in some of the field’s most profound paradigms, enter into the conceptual context provided by traditional music and cultural identity.
3. Juxtaposition of Music and Culture
p. 29
,
l Four significant historical moments in the field: documentation and data-gathering; response of theory to expansive ideas; Institutional change; forums for discourse
four areas … to discuss the interaction of structural elements at different stages in the history of ethnomusicology and to determine why critical moments of change occurred in certain ways.
p. 29-30
(1)…documentation and data-gathering….Many early collectors of folk song paid relatively little attention to music, believing that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 of the song lay in its texts…. Technology plays a major role in this area of critical change, for example at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when true field-recording became a reality for the first time or in recent years when videotape recording has begun its dramatic transformation of the field.
(2)…response of ethnomusicological theory to more expansive ideas. …These more expansive ideas often play an especially seminal role in ethnomusicology….the Enlightenment and evolutionary theory, for example, had profound effects upon critical moments in the history of the field.
(3) Institutional change becomes a third area in the field’s structural response at critical historical moments. Institution in this sense may mean a formal scientific organization or simply a community of scholars working on common problems... Institutions, in fact, appear to be one of the most malleable and volatile areas in the scientific superstructure, for critical moments often show dramatic realignments or the formation of entirely new organizations. Thus, during the period of disciplinary revolution in the late 1940s and 1950s, the formation of both the International Folk Music Council 【ICFM，后称ICTM，一开始便是一个面向世界的国际学术组织】 and the Society for Ethnomusicology 【SEM，由以美国学者为主的地方学术组织，50-70年代因急于建立他们自己的地位和影响，与ICFM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见Christensen、Nettl、Ringer的文章）】 symbolized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in the scientific superstructure.
(4) …the forums for discourse serve as an area for restructuring the field. …At each critical moment in ethnomusicology’s history, new journals appeared and a new genre of scientific writing took shape. These forums encourage the exchange of data and theory, in essence defin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ethnomusicological community. …Forums …broaden and formalize juxtaposition, and play an especially powerful role in the transition from theory to paradigm. What is important about these four areas of scientific superstructure is that they respond in concert to facilitate and spur change in the field.
【资料收集，人文思潮（资料与理论），学术组织，学刊】
4. The Fundamental Critical Periods of Discipline Formation
p. 31
…My goal here is to find a persuasive model that embraces the entire history of the field, not to single out one model that excludes all others. Therefore, the most important aspect of this model and the four critical moments that present it is to illumine persistent paths along which the intellectual precepts of contemporary ethnomusicologists have systematically developed for over 200 years.
l The 18th Century: Establishment of Ethnomusicology
pp. 31-33
Ethnomusicology is in many ways a disciplinary child of the Enlightenment. The century of the Enlightenment is notable in intellectual history for giving birth to several modern disciplines…. Both anthropology and music history, for example, emerged as full-fledged intellectual pursuit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The most profound Enlightenment influence on ethnomusicology was the creation of a radically new concept of the “Other” (Fabian 1983). For the first time the Other…could have a different history and a different culture, hence music that functioned in ways different from those known only in Europe. In thei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music of the Other and understand the meanings and functions specific to that music, the ethnomusicologists of the late 18th century also engaged for the first time in substantive and extensive ethnomusicological cultural critique. Upon examining another music to determine its indigenous history, structure, and relation to society, scholars like Joseph-Marie Amiot and William Jones…This new practice of cultural critique, arising from a reexamination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European and the Other, reformulated the goals and results of comparative research. It supplanted colonialist and missionary motivations with more scientific impulses, and in so doing undergirded a more explicitly ethnomusicological framework for the study of the Other’s music.
…Musical historiography as a genre of musical writing, for example, proliferated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8th century, sometimes including music in non-Western societies. Institutional changes, too, were important as university positions in music history were created, and societies for the study of non-Western culture were established to accompany colonial expansion….We also witness a sweeping systematization of data collection….Investigations into non-Western and folk music had generated a body of literature…. The revolution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8th century had unquestionably created a scientific superstructure for non-Western and folk music, a form of ethnomusicology that the 19th century would persistently refine until the second critical moment in the history of ethnomusicology (see Bohlman 1987).
l The Second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Ethnomusicology and Evolution among the Musical Sciences
pp. 34 – 35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th century, especially the decade of the 1880’s…the field responded directly to the influence of more expansive ideas, particularly to evolutionary theory. Aiding and abetting the revolution were juxtapositions of traditional music and cultural identity in all four structural areas. Portable field-recording devices…The publication of the Vierteljahrsschrift fiir Musikwissenschaft in 1885 signaled the inception of a new forum for discourse… institutional changes were occurring rapidly… ethnological institutions sending expeditions throughout the world, and the university nurturing more forms of musical study.
That the models for progressive musical change of the late 18th century should yield to an evolutionary model is hardly surprising. 【作者认为，当时以进化论的角度去看音乐的时空演变是一点也不令人惊奇的】 The two historical constructs are in many ways related, with the evolutionary relying on a very specific and quantifiable form of data that allowed more theoretical precision. 【进化论的依据是能够量化的数据；故，以对音乐体系的研究为切入点，是能量化的，在某一角度来说是客观的，能受研究者控制的。对数据的“能控制性”是科学试验的一个重要考虑。而且，以进化论来解释音乐，也应该是一种对文化的关注，就算这对音乐来说是一个不可行的概念。】Both traditional music and cultural identity, furthermore, lent themselves in convincing ways to evolutionary theory. For the ethnomusicologists in the late 19th century, music became… a new form of social scientific data, especially as a means of encoding psychological meaning (e.g., Stumpf 1885). A new interest in more diverse kinds of data likewise indicated a growing separation from music-history writing (e.g., Stumpf 1892). Evolutionary theory was also useful in accounting for, both positively and negatively, the multifarious cultural identities that ethnological studies of the 19th century had revealed.
The revolution of the late 19th century initiated changes in ethnomusicology that gave the field even more independence….From this perspective it seems quite understandable that Guido Adler should create a category for ethnomusicological research, Musikologie, in his scheme for musicology (Mugglestone 1971:14-15). Different areas of the superstructure also achieved a fairly high degree of institutionalization. …sound archives in Berlin and Vienna. World’s fairs and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s attempted to gather musicians and instruments from societies throughout the world, even trying to replicate the communal settings for performance by displaying gamelans in Javanese villages or drumming ensembles in African villages (cf. Hinsley 1981 and Stocking 1987)….And for the first time, a genre of writing akin to the ethnomusicological monograph takes its place as a forum for discourse. Broadly theoretical works addressing the field of ethnomusicology and non-Western music’s position within musical historiography in general begin to appear, suggesting some provocative names for the field, such as ethnographie musicale (Tiersot 1910). Still, it is with the next critical moment that the field loosens its shackles and stakes out scientific turf that is clearly its own, designating that turf, vergleichende Musikwissenschaft.
l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omparativism in Vergleichende Musikwissenschaft and Kulturkreislehre
p. 35 – 36
After a period of wide-ranging response to evolutionary theory, vergleichende Musikwissenschaft grew from an assimilation of many different approaches to traditional music and cultural identity. The reflective quality of this stance was also one espousing theoretical refinement and crystallization around the practice of comparison. The entire concept of comparison identified more precisely how data should be used….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identity, evolutionary theory was employed to reveal patterns of diffusion and to create a model of universal music history that converged, after a positivistic journey, on Europe…. institutional juxtaposition among the areas of the field’s superstructure. Specific schools of social theory, for example the so-called “Vienna School” of cultural history, provided more rigid institutional connections for vergleichende Musikwissenschaft (Bose 1953 and Schneider 1976)….This institutional importance was admittedly Eurocentric, but it also achieved the end of coining a single, common name for ethnomusicology for the first time. 【正式有了一个学科的名称】Theoretical studies in ethnomusicology proliferated during the early 20th century, incorporating comparative models both explicitly and implicitly (cf. Lach 1924 and Lachmann 1929)…new analytical techniques for the study of traditional music from both music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e.g., Heinitz 1931 and Roberts 1933).
… vergleichende Musikwissenschaft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because of the intensive paradigmatic debate that centers on the notion of comparison. For some scholars, especially those accepting the priority of history as a means of attributing cultural identity, comparison was a rallying point; 【对认为历史是文化认同的一个重要因素的学者们来说，“比较”是必须的】synchronically analytical approaches to traditional music, such as cross-cultural studies of form or genre, were also fundamentally comparative. For other scholars, especially those suspicious of relating any cultural activity to Europe, comparison became the primary evil of vergleichende Musikwissenschaft 【对怀疑把文化联系到欧洲的（北美）学者来说（即欧洲中心论），“比较”成了“比较音乐学”的大罪。】…. The real ills of vergleichende Musikwissenschaft remain undiagnosed, 【但是，从来无人真正诊断究竟比较音乐学的罪过在哪里。注意，这是美国学者自己对他们学科所谓的反省】and perhaps always will, and consequently there is yet no consensus as to whether these ills were somehow endemic to the comparative endeavor or simply the result of the abuses, intentional or simply symptomatic of the state of available data…. These contrasting attitudes, nevertheless, sharpened the theoretical debate that focused on ethnomusicology, and, in so doing, the next critical moment was empowered to build the modern field of ethnomusicology upon foundations clearly the field’s own.
l The Second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thropology and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Ethnomusicology
pp. 36
…there are many reasons why a vocal reaction against vergleichende Musikwissenschaft arose in the late 1940s and 1950s….The Second World War must be seen as a profound catalyst for the reformulation of international thinking. Most remnants of a positivistic Kulturkreis interpretation of a universal historical tendency receded … . New attitudes toward traditional music, too, reflected the need for a more egalitarian internationalism. We see this vividly in the early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Folk Music Council and immediately in the first volumes of the IFMC journal, which deliberately attempted to represent as many international folk musics as possible….
All of the areas of ethnomusicology’s scientific superstructure underwent radical transformation during the 1950s. Institutional changes were pervasive in virtually every form of ethnomusicological study. Instigating these changes was anthropology, which provided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ethnomusicology’s internationalist impetus. Anthropology insisted that the comparison within vergleichende Musikwissenschaft was impossible because of the absence of sufficiently comparable data and misleading because of the failure adequately to penetrate music in relation to its own cultural identity (cf. Haydon 1941:216 and Merriam 1977: 192-94).… Ethnomusicology, the coinage of which by Jaap Kunst in 1950 has almost mythical symbolism, 【真是挺有神话色彩的。任何读者在看Kunst提出学科“新名”的文章中都能觉察得到，他当时并没有意图与音乐学分家，除了认为比较不能拿来做学科的认同以外。同时，他并没有对他的倡议提出足够的理论依据；显示的却是缺乏深思熟虑。同样，美国学者取了Kunst建议的学科名字后，也是在没足够深思熟虑的情况下急急抢着建立他们的学科。对学科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讨论是之后的事。因此，我们看到的是他们不断地重申自己是什么的事后讨论。】has stuck with us, whereas Musikalische Volkerkunde, also proposed to re-designate the field (see, especially, Bose 1953), has not been as far-reaching; few ethnomusicologists today, I dare say, could have any doubts that the name, ethnomusicology, is with us for good, no matter in which directions debates about its aims and theoretical approaches take us.
…journals of the IFMC and SEM… These journals truly became the forums for testing the paradigms of the field itself. Documentation and data-gathering, too, became more international, advancing – the call for radical redress in the 1950s. Technological advances rendered sweeping changes in the ability to gather data in the field more completely....Ethnomusicologists perceived a critical need to enlarge the data bank of traditional music serving the field....from this paradigm of the 1950s stems the ethnomusicological insistence on fieldwork….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ethnomusicology allowed virtually endless juxtapositions of traditional music and cultural identity. …Each ethnomusicologist became responsible for determining those ways in which a specific corpus of traditional music related to a specific framework for cultural identity. Neither traditional music nor cultural identity could stand alone. 【本来就是这样！却要用十几张纸来说明一个众所周知的简单道理，这是“学术”！】
【音乐本身】those discrete objects that lend themselves to analysis. Whereas this concept of traditional music implies that a datum can be understood by itself, the contrastive concept of cultural identity insists that a datum is not completely understood only in terms of itself, but that it func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external relationships.【文化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