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乐研究与香港道乐

作者:曹本冶发布时间:2012-09-11

   

“道”这个词,可以有几种解释。一方面,它指“道家”,即一种人生观或者是一派学者,信奉老庄哲学的学者,另一方面,它也指“道教”,作为一种宗教形式而存在。后者囊括的范围很广,诸如它存有的炼丹方术和内思守神之道等,另外,还有名目繁多的降妖驱邪、祈福攘灾等类的宗教仪式。虽然这些科仪活动之所图、及其仪式程序不尽相同,但是,它的宗旨在实现万物之源的“阴”、“阳”合一,从而求得长生不老和超物的“道”的护佑。“道”作为中国本土孕育的一种主要的传统宗教哲学观,一千八百多年来在中国民众的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道乐渊源

近代,西方学术界对道教的研究只限于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的工作,他们的研究兴趣只局限于关涉到的家族关系、社会结构与宗教祭典的社会含义,特别是对一些村落里的宗教活动及祖传祭祀内涵的关注。

在道教研究方面最重要的历史经典文献,要数多卷本的《道藏》,这是一部跨越十五个世纪汇编而成的浩翰巨著。现存的《道藏》有两种版本,都成于明代。一种是邵以正编(督校)的《正统道藏》,计有5303卷(1445年完成),另一种是张国祥于1607年完成的《万历续道藏》,计有5485卷。这两种《道藏》的再版本现在都可以见到。笔者查阅了台北艺文书局1960年的再版本,它是根据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重印的两种明代《道藏》而再版的,共有1120卷。

目前,对《道藏》最具权威的研究是陈国符先生的《道藏源流考》。这部长达几十万字的著作,详尽地对《道藏》的社会文学价值进行了深刻的挖掘。在这部书里,作者也涉及了道乐的历史,这当然只是对《道藏》历史资料中的有关道乐的部分作了一些摘录,编汇中所涉及的历史时期是从唐代(618-907)到清代(1644-1911)

在《道藏》中,只有零散而简略地对教科仪中所使用经韵音乐的记述,并在《玉音法事》,与《大明御制玄教乐章》中留有此种音乐的记载。《玉音法事》约出现在北宋年间 (960-1127),可说是现存最早的道教仪式音乐乐谱资料书,它收辑了从唐代到北宋年间的五十支道曲,这些曲子都是用一种曲线符号制成的乐谱,对一这种记谱法至今仍无法译解。《大明御制玄教乐章》中所收集的十四支道曲,是明成祖在位时制就的曲子,是用工尺谱记谱的,尽管工尺谱现在可以解释出来,但对这些曲子也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对道教科仪音乐古老曲谱的考查有一定的困难。因为道乐的流传主要是借助于口诵,而不同道乐传统的流传相互间是有一定的差异的。尽管《道藏》的内容庞杂,但关涉到具体的科仪音乐活动的诵经与演奏细节就无从可考了,况且在书中听收集的一些道曲,在当时是否有代表性或有多大的代表性或者在多大的地理范围内流传等,也一无所知,加之古时道曲的口诵传承又没有确切的文字介绍其传承的脉胳,从而辩析其跨越时代的衔接,这就很难恢复其本来的原有面貌,特别是把几个世纪流逝的时光所形成的差误考虑进去就更是如此了。另外,还也有这样的一些问题:自元朝以来,历代朝廷对道乐也屡有限制,这种来自上层统治者的干扰,明显地对道乐传统的历史文献记载和道乐的传承都有着不良的影响。我们很难知道有多少道乐传统被继承了下来以及道乐是怎样在历史上流传的?另外,又有多少科仪音乐失传.古老道乐与现今的道教科仪音乐又是怎样连贯起来的等等问题。

 

二、道乐研究

近年来除了在中国大陆开始有学者对道教科仪音乐进行研究外,在海外,实际上很少有人对当今的中国道教科仪音乐进行研究。回溯到19568月间,中国舞蹈家协会派了一支研究队,对苏州地区的道教科仪音乐作了专门的调查,研究成果汇成了《苏州道教艺术集》。这份资料包括有一部分工尺谱的道乐曲,但它没有公开发行。另一个研究小组于1953年对湖南十几个地区的道乐也做了收集工作,出了一本内部参考的《湖南宗教音乐》。此外,研究中国民族音乐的著名学者杨荫浏先生,也完成了一部未注明日期的手稿《道教礼赞》,只在内部传参。

60年代至80年代初,中国大陆对道教音乐的收集研究中断了近三十年。自80年代初开始中国大陆道乐的收集与研究始得恢复。从1984年起,曾有过三次较大规模的对道乐的收集工作,一次在上海,一次在北京,一次在湖北。其目的在于对尚存的道乐传统进行收集整理。湖北武汉音乐学院的一个研究小组,通过音、谱等资料的采录,新近出版了由史新民主编的《中国武当山道教音乐》(1987年)一书,是近现代第一部系统地、全面地研究某一特定地区道教音乐的专著,它在叙述历史背景知识的基础上对武当山道教音乐进行了系统的讨论。

道士中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即“三里不同道”。对此,在一些研究者们的论述中也有了新的解释,陈国符先生曾著文阐述了道教科仪音乐与当地民间音乐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道藏源流考》1963年版P305-307。前提到的新近完成的专著和其他道乐研究文章中的资料也可以为佐证,说明地区性道教音乐和当地的民间音乐有着内在的联系。陈大灿先生在《同一道曲在各地流传中的变化》(《国际道教科仪及音乐研讨会论文集》1989年)一文中,对上海、苏州、广州的全真道观所传诵的“步虚调”所作的研究结果也表明,所有这些步虚调有着相似的旋律骨架与音乐特征,很可能是同一曲调的各种变异。所以,我们绝对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这就是在道教科仪音乐中所使用的曲目里,有些音乐是带有某种特定地区的个性特点,而另外一些则具有多个地区的共性因素。

 

三、香港道乐--一个庙馆的“盂兰盆会”

在探讨道教科仪音乐研究现状时,应该明确地提出的一点是,目前燃眉之急的事情应是集中精力对一些特定地区还存留的道乐传统资料进行系统地搜集与研究。研究传统之所以重要,因为它能对不同地区的道教科仪活动提供研究的基础,而这种研究也可能为更大区域的道乐轮廓累积最基本的建筑材料。此种轮廓也可为探寻道乐内在的结构机制进行比较分析,为把现在和过去联系起来提供线索。

在这一节里,我想集中地对香港地区道教科仪活动之一的“盂兰盆会”作一些介绍,并对“盂兰盆会”中的音乐框架进行简要地分析。通过这种分析,我们将会看到,在道教科仪中使用的音乐是由一些有规律可循的材料所组成的模式,这种模式有可能被程序化、标准化。

香港最著名的道教全真宫观有两座:圆玄学院及青松馆。香港的圆玄学院现有50名道士,他们除参加圆玄学院的科仪法会外,也应邀参加青松馆的科仪法会。现住圆玄学院和青松馆的道士大部分都是师从侯宝恒、邓九宜及邓的学生邓波儿。邓波儿现为圆玄学院的主持,她是该院12名专门负责科范仪式的专家之一。青松馆的道教科仪音乐与圆玄学院没有什么不同。圆玄学院与青松馆的道教音乐代表了香港全真教音乐的主流。一年一度的“盂兰盆会”就在此道馆举行。为期七天的“孟兰盆会”每年都在农历的78日至14(中元节前夕)举行。在这七天中,要举行一系列荐亡、消灾、施食、祈福等仪式。其程序是:

第一天:“竖蟠”,“立大士签”,早坛为“开光”、“玄门开坛启请科”,午坛为“开位”;晚坛为“玉皇育罪赐福宝忏”。

第二天:早坛为“诸天朝”,午坛为“玉皇朝”,晚坛为“破狱科”。

第三天:早坛为“三元减罪水忏<>三元朝”,午坛为“三元减罪水忏<><><>三元朝(早坛的再现)”;晚坛为“摄召真科”。

第四天:早坛为“太乙济度祈福宝忏<>”、“诸天朝(第二天早坛再现)”;午坛为“太乙济度祈福宝忏<>太乙朝”,晚坛为“开灯散花科”。

第五天:早坛为“吕祖朝”、“吕祖无极宝浩<>”、“水幽”;午坛为“吕祖无极宝浩<>”、“水幽”多晚坛为“圣帝宝忏”。

第六天:早坛为“武帝朝”,午坛为“玄门启师科”、“先天施食祭炼幽科”,无晚坛。

第七天:早坛为“请缴礼斗科”;午坛为“送神”。晚上由道馆宴请所有参加“孟兰盆会”的仪式主持者。

    
      在上述七天的科范科式中,声乐、器乐类型曲目兼用。声乐的吟诵在经文内有注,用
:“白”、“读”、“宣读”、“诵”、“令”、“称”、“举”、“念”、“和”“宣扬”、“唱”、“赞颂”、“赞”、“吊挂”、“步虚”、“偈”等字眼。这些音韵,从分析的角度,我们可以把吟诵部分分为两种:一为念说型,二为歌唱型。念说型的旋律性不强,只在句末落韵收音,讲究上、下句落音,节奏单一,一字一拍,以木鱼击节数拍。歌唱型则旋律迂回曲折、悠扬婉转。



 
1是一字一拍,旋律简练,上句落Do,下句落Sol。在“盂兰盆会”中的歌唱型的“曲目”,旋律发展手法极其丰富,而变奏是最重要的手法。试看曲目中用于终止的各种类型:

 

通过例2,我们看到“盂兰盆会”的音乐全貌之端倪,是可以用某种结构单位迸行分类,这种分类框架又能让我们理解在科仪气氛中演奏这种音乐的职能机制。

道教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科仪音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对她的收集、整理、研究受到中国学者和国外学者的广泛关注是理所当然的。近十年来,已在香港召开了多次国际性的道教科仪音乐研讨会。今后,我将与香港的、台湾的、大陆的及国际上的专家学者一道继续深入对道乐的研究,开好后续性的会议,为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音乐文化,略尽绵薄之力。

                        19918